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范畴出发去把握人类的存在与(2)

　　最后，由于“存在先于本质”，人在实践的起点上，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存在着的，这种纯粹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被分化的。因为，他尚不是一个可以被分化的总体。纯粹的存在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片面的形式。人只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把环境和对象“内在化”才获得自己的质，才开始实现存在与本质相统一的总体化过程。所以实践活动对于人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总体化。这样一来，实践活动就是总体化，而异化、物化、外在化等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或者至多也只是总体化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所以，人的总体化也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当然，总体化不能被归结为个别的实践活动或这些实践活动的简单总和，但是，每一个别实践活动都整个地表现着全部实践，以全部实践活动的缩影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具有总体性。每一个别实践活动都是形成着的总体，而一旦这一实践活动具有充分的总体性质，即不仅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表现为总体时，它就成了惰性的总体。这个时候，这一实践活动就必然要被另一实践活动否定或超越。作为总体化的实践活动既在每一个别的实践活动中，又否定和超越着每一个别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不断地打破实践的总体状态，使实践表现为不断更新着的和调整着的总体，或者说表现为一个无限趋近于总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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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中介实现总体化

　　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物是互为中介的。萨特说：“辩证的关键发现是：人被物‘中介化'和在同样程度上的物被人‘中介化'。”[5] 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有机体是物质环境总体化的中介，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使自己成为“物质世界各部分的中介”[6]。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原本孤立的物质事实被纳入到人的对象和对象工具的统一体中，发生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人的需要的驱动下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仅在形式上改变了物质世界，而且改变了物质世界存在的性质，实践着的人每时每刻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同时在观念上把物质世界变成“被加工过的物质”，人把属于自己的“一种生物学的规定加予无机物”[7] 使物质世界从一种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为了人的存在。而人的这种为“我”的活动则造成了一种客观结果，即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了物的中介，使物质世界的各个部分联系为人的对象性的总体。

　　另一方面，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规定物的同时，物也规定人，人的需要、目的、手段是在与物建立起了联系之后才具有了质的意义，才作为一个统一的总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不能离开物，物是人的总体化的中介。

　　人不仅在实践活动中使物内在化而实现自己的总体化，而且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人与人的联系，通过“他者”来实现“我” 的总体化。萨特说：“每个人都是他人存在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回到了物质的外在性，这不足为怪，因为系列是由非有机的物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从系列是由某种实践所履行的、以及这种实践包括交互性的意义上来说，它包含了一种真实的内在性：因为正是在他的真实存在中，以及作为从外部使自己总体化了的总体性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得在他的实在性中依赖他人。”[8]

　　虽然，在匮乏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被人的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9]因此， 匮乏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对立和斗争并非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于“每一个意识都追求他者的死”，[10]面对普遍的匮乏和共同遭受着的物的否定，人与人之间也包含着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这种可能性就完全转化成了现实性。尽管萨特的总体化运动是从个人实践开始的，认为个人实践是一切形式的实践的基本形式，但他同时也承认一切现实的实践活动都不是在个人那里孤立地发生的。萨特认为，在现实的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人”，[11]每个人都是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当不同的实践主体各自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同一个实践领域中实现着总体化时，当他们把物变成自己的对象和工具的时候，物也就成了这些实践主体之间的中介者。

　　所以说，在个体的有机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必然包含一个“他者”。而且，在实践活动中由于物的中介“我”与“他者”也会必然被统一为一个总体。萨特说：“现实的交互关系总是诉诸于第三者的中介作用，并且最终表明三元结构是它的基础和实现。”[12]在“我”与“他者”之间，物就是以这个“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的，物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彼此发生相互关联。也就是说，由于物的中介作用，本来相互孤立的个人就在实践活动中联为一个总体，物是他们共处的环境和共同的对象。进一步地说，处于共同环境中的人面对着共同的对象。个体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已经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达到对自己需要的满足。这时，在实践的计划中，就必须把这个共同环境中的他人，也谋划到实践的主体之中。既使各实践主体是分立的，也会因共处于同一实践领域、与同一对象发生关系，而构成为统一的总体，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彼此关联在一起的。萨特说：“在一定条件下，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取决于别种特殊关系的，这些特殊关系之所以为别种关系，还因为在具体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强制；造成这种的强制的，并不是别人的在场，不是他们的联合，却是他们的分散。”所以，“集体对象的现实性是存在于循环性之上的；它表明着总体化从来没有完成过，而且，总体至多只存在于化整为零的总体的名目之下。”[13]

　　由于他的出现和三元结构的形成，总体化的情况则变得复杂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活动中，个体的人则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个体的“我”和“他” 由于把环境和对象内在化而建立起了彼此内在的关系，因而，在共同的实践范围内都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彼此内在的关系，“我”和“他”彼此都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以对方为工具，这样一来，“他”就是“我”的客体，同时，“我”也是“他”的客体。在这个同一的实践活动中“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所以，萨特说：“每一个人在凭借自己的活动去规定一个辩证领域、从而进行总体化的时候，他也在这个领域中被别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这就是说，每一次的总体化都是多元性的。”[14]

　　对于“我”来说，当“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时，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我”的总体化与“他人”的总体化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合力，使“我”的总体化在事半功倍中实现；其二，“我”的总体化与“他人”的总体化是矛盾甚至对立的，这样一来，当“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时，实际上所意味着的是“我”的片面化。事实上，在匮乏的环境下，总体化往往是表现为第二种情况。因此，萨特又指出：无论是相互性，还是三重性关系，都不能实现总体性；它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复合性依附，这种依附使社会保持在一种胶粘状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