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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王安石 经世致用 教育伦理 论文摘要

2014-04-06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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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王安石 经世致用 教育伦理
论文摘要: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专制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考试名额和项目的增加,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府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扩大,官吏也越来越多,另外由于还有“恩荫”、“磨勘”等得官和升宫的途径,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官员冗滥,三五人同任一职,遇事互相推委,不负责任,行政效率极低。官员过多,必然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争权位,“凡今任官,贵在科名”(《李靓集》)。斗争剧烈。冗官冗员消耗国家大量的财物,这种弊端,促使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对此,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之时就已经提出要“精贡举”,但“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科举改革也落得了“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四七》)”的悲惨结局。二十五年以后,王安石沿着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看来,造成无才可用的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相应的办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认为,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这种规律就体现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环节之中。 科教论文网 http://lw.nseac.com/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科教论文网 http://lw.nseac.com/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医学设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生员总额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为方脉科;一科为针科;一科为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医学学生不仅学习医学经典,还须医治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和各军营将士的疾病。这作为年终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3.选择教材,更新教育内容
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王安石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围绕培养目标选择教材。改革和选择的标准是:“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传统的经书要有选择,其中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周礼》、《书》和《诗》。熙宁六年(1073),神宗下诏“置经义局……命王安石提举”(《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训释《诗》、《书》、《周礼》三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通过神宗的批准而于1075年颁行于学校中,作为学生必读教材,以后太学和州县之学都用它作为主要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在五十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但是,从《三经新义》的残留部分《周官新义》来看,它实际上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表述。这样,学校中立《三经新义》,也就是把他的政治思想灌输给生员,从而达到利用学术为变法服务的目的。而客观上《三经新义》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确实起了相当的影响,朱熹对古代经典的诊解讲说,便曾多加采择,不得不称“王氏新经尽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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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应用人才来看,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王安石废除各家传注,把自家“经术”作为士学的唯一教材,有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性质,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点连对王安石评价极高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批评说:“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自汉武帝罢默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梁启超.王安石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4.创立“三舍法”,实行育用一体化政策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对学校养士育才曾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到宋代,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的矛盾显露出来,形成了重科举轻学校以及学校变为科举附庸的不良风气。王安石针对这种状况,主张“取士皆在于学校”,于是在太学中实行“三舍法”,试图使科举与太学学习并于一途,平时实行考核,定期升降,上舍试合格直接授官,以解决学校教育与科举取才的矛盾。事实上“三舍法”虽不能简单地取代科举考试,但它却反映了王安石企图将育才与用才一体化的思想,具有创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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