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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3)

2014-05-07 02:50
　　与这种外部视点同样应予留意的是内部视点的移动性。我们参与的哲学、思想、思想史的研究，经常为了依据某一个或某一特定学派或集团的言说进行研究，而将对象自身作为具有完成姿态的事物来把握；也就是说，常将其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精华来把握。儒教思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这时我们的视点往往固定在言说儒教的知识分子、学派与集团的内部。然而实际上，所谓的中华文化虽说汉族承担了多数的责任，却决不是汉族的专有物，而是多个种族、民族交融形成的混合文化。并且随着中心政治势力的消长，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在移动。而它和作为异文化的其它文明圈的交流也不少。关于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及作为交流结果的文化与文物的相互包容已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吧。我们对这些交流与相互包容，并不固定在“中华”这一被抽象化、具体化的观念立场上观察，而是要根据具体的交流与偶尔的冲突、抗争事实。此外，随着情况的变化，视点也有移动的必要。例如面对着敦煌文书的时候，有必要将视点向北移到突厥，向南移到吐蕃，向西移到西域的伊斯兰教王国来关注敦煌。宫崎市定氏早就先驱性地这样做过了，今后我们要继承发展下去。

三、今后的研究方法

　　不言而喻，方法是为了目的，为方法而方法毫无意义。我们的研究目的首先是了解作为异国的中国。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如前面的例子所说的转变对儒教整一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回溯到江户时代的汉学。当时汉学的目的是将中国的思想与学问作为政治与人生的指针来学习，或者说是作为修养来掌握的，并不是要通过它们来研究中国。最早如荻生徂徕一样从很早就“将中国作为异国，将汉学作为异国学予以定位”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但那是极少数。从徂徕那样的观点出发的研究，主要为二十世纪的京都支那学所继承和发展，而且后来达到了宫崎市定氏那样的研究。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本来作为异国学的中国研究，并不只是日本作为他者的外国研究。这种他者既包括消极意义上的他者，也包括积极意义上的他者——其自身发出信息，成为自我认识自己的媒介 ——这它们只具有相对于自我而言的他者意义，也就是仅限于两者间之间的他者。荻生徂徕属于前者，后者可以在战后研究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动机中见到。对此宫崎氏认为，应以众多他者的存在为前提，时常也将自我作为他者相对化，从而进入作为“开放的世界中的他者”的外国研究范畴。
　　这种开放世界中的外国研究就是将外国作为多样世界中的一个来看待，也就是说具有基于多元的视角来观察对象的特质。以儒教研究为例，至少要将儒教文化圈的全体纳入考察视野，以日本、朝鲜、中国、越南的儒教的种种差异为前提，来研究种种儒教的特质；或者甚至将儒教以外的文化也纳入视野，将它与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的差异纳入视野，比如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儒教的特质；或者研究同在一个印度支那半岛上，为什么儒教被越南接纳，却没有进入相邻的柬埔寨，从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总结出儒教被容纳的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意识，再以中国为例来研究儒教历史的、或社会的存在样态。津田左右氏的疑问——为什么儒教产生于中国——就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我们已经讲述了当前通过哲学、思想、思想史了解中国的目的，实际上了解中国还有其它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才要了解中国；也可以认为了解中国只不过是方法。另有目的的“目的”，例如想在世界上消除偏见，意图改造世界等等，由于这些与个人的理念相关，此处就不加论述了。
　　此处我想以了解作为目的的出发点来考虑一下方法的问题。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首先，开放世界的中国研究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一立场上的方法，与迄今为止中国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非常不同。
　　以前在中国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在正确阅读文献上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其结果，例如甲骨文、金文及古代典籍的出土文献的解读，《朱子语类》、《临济录》、《碧岩录》等唐、宋代口语文献的解读等研究，都在飞跃性地前进，大大推进了该领域，这已经广为人知。由于将对象禁欲式地限定在中国一国，将领域限定在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就成了非常精致的东西，这也能造就大家。我希望这种修行式的研究的今后也能得到继承、发展。
　　但是，与这种修行式的研究并行，我同时也希望开始有将视野扩展到中国以外，而且越出哲学、思想、思想史框架的新研究。由于这一领域是未知的领域，如果自己没有相当顽强的目的意识就难以达到。例如，想通过比较中国与朝鲜、日本的儒教来明确中国儒教的特质，如果对于自己为何想要如此明确中国儒教特质的问题不够明朗，比较就会以表层差异的比较而告终。问题意识明确了，想比较什么内容也就明确了。假如某一研究者，认为中国相互扶助的儒教伦理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相互扶助伦理相连续的，这一研究者就会想知道宗族制中相互扶助的形态。为了证明这一相互扶助的形式是与社会主义式的相互扶助相连续的，就会想到将中国宗族制的特质与朝鲜的大家族制、日本的家族制相比较。这样一来，就会想要知道作为儒教伦理社会存在形式的家族制、宗族制，——与日本一般是长子相续制不同，中国一般是均分相续制，——于是两个社会构造的差异就不得不进入视野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这种思想研究并非仅以某一思想家个人的言说为对象。一种思想形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或者浸透于这种思想之中的当时社会的通行观念、习惯也包容于研究对象之中了。在这里，思想研究称为思想文化研究或许更合适。也就是说，思想研究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作为近邻，方法也与以前的哲学、思想、思想史的修行式研究不同。不仅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朝鲜、日本也要进入研究视野，不断关注朝鲜研究、日本研究的成果，并在其脉络中摄取上述成果，这种开放世界的中国研究本来就是寻求共同研究的方法。
　　其次，仅限于两者间的中国研究怎么样呢？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发源地是积极的他者，自我（日本）以这个他者为媒介深化对自己的认识。战后某个时期，因中国革命触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就通过中国革命家的言说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或者说是了解了日本史的位置与现代性的课题。竹内好氏以鲁迅为媒介增加了对日本现代的认识是先驱性的例子，这并不仅限于现代思想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