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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2014-05-07 02:50

一、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研究视角

　　关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也即从明治以后至昭和前期的日本汉学与支那学的研究的状况，户川芳郎教授很早以前就从开阔的视野出发做出了说明（《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点》，载《理想》396号，1966年6月）。我想在此承接他的思路，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应有的视角为前提，讲述一下二十世纪后半叶,也即从战后到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概略。
　　说到从视角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亚洲观念变化的例子来说明战后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束之后，即以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但荷兰予以主权是在1949年12月27日）为开端，此后一直到六十年代覆盖亚、非的民族独立与新国家建设的波浪，在当时青年学生的意识和无意识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认识到不能仅以欧洲的目光来看待亚洲了。换言之，他们认为，亚洲并非是欧洲意识中的东方，而是自立于、或者至少是应该自立于欧洲的另一个世界。在他们的观念中，亚洲也并非“遵从以大东亚共荣圈为象征的日本经营亚洲的国策的研究对象而可以被取舍选择”的地域，其自身是在世界史中拥有存在的理由的独立的世界。
　　这样，以前那种认为亚洲是非独立的或从属的世界的看法被认为亚洲是独立世界的观念所替代。可以说，以亚洲为视角的伊斯兰研究、印度研究或者东南亚研究，因这些青年学生而重新开始了。至于中国，她不仅脱离了半殖民地的状态，而且由于1949年10月社会主义中国诞生的历史性事件，许多青年学生奔向了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他们改变了以前中国落后于现代化、是落后国家的看法，尝试着摸索对于中国新的看法。例如，有人相对于战前以来的停滞提出了中国也有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化的萌芽，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过程与欧洲不同，不是追随欧洲，而是面向现代的第三条（道路），也有人重视社会主义革命，精心地描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赶超资本主义的“先进”的革命过程。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伴随上述变化，以前儒学研究中可见到的护教的或护道的视点，或者例如上面户川教授论述中引用的—— “兴起于支那的儒教，移植到了我们日本，添加了日本的色彩，从某一点来说，日本的儒教最得孔子之真意”——等等与儒教同一的视点，即不将中国的儒学思想作为外国（中国）的思想来看待，无视日、中、韩等国国情与社会的差异以及儒教存在样态的种种差异，将儒教看作一致的东西的观点已丧失了影响力。代之而起的是将中国思想作为外国（中国）的思想，客观地、实证地进行研究的学风占据了优势。但是将中国文化作为异国文化，客观地、实证地进行研究的学风，在战前京都的支那学、东京的津田左右吉氏的研究小组已经初步确立了下来，战后波及到全国。
　　以上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研究视角的概略，除此之外，以前还讨论过哪些问题点呢？
　　首先，认为“亚洲不是欧洲意识中的东方，而是应自立于欧洲的另一世界”这一点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起来难是指我们亚洲人，这一百年来，浸淫于欧洲知识之中，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浸淫于欧洲知识之中这一状况。举例来说，我们考虑“现代”这一时代区分概念的时候，它似乎是自明的，顺着宗教改革、市民革命、产业革命这一脉络来思考；而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在思考自己的现代化时，意图在中国进行“市民 ”革命，也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要批判、****“封建”中国。仅仅依据他们的言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论被意识到与否——最后将是以欧洲的现代过程为样板叙述出来的，而且现代这个概念并不仅是时代区分的概念，有时也包含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有时甚至会波及到古代思想研究之中。例如，天人合一不如天人分裂，自然的不如人为的等等各种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进入。 中国大学排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者在考虑中国现代的时候，首先不得不从设定立足点开始：是以中国与欧洲现代化没有类似的东西为前提，还是以证明与欧洲现代化有断片式的相似为己任呢，还是认定一条与欧洲现代化全然不同的中国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呢？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要处理怎样保持与欧洲的距离、这一距离如何测定、测定的距离如何理论化等等麻烦的问题。而且，后现代的声音日渐高涨，在欧洲内部对欧洲的价值体系进行解构的尝试变得明显的二十世纪末的现在，到如今仍不能为自己现代形象造型的亚洲，又面临着如何予以应对的新难题。必须应对——考虑亚洲现代这一问题自身已被容纳于欧洲后现代的课题之中，被他们编入其后现代思考构造之中——这一似是而非的事态。测定与欧洲的距离，不仅仅是要把现代，而且要把与试图解构现代的后现代的距离，作为复杂的函数包容其中。
　　“亚洲并非是遵从日本国策、可被取舍选择的从属对象”这一点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战前日本侵略性的亚洲扩张政策及与之相连的国策研究是与这一点毫无关联的。但是，对于中国，这种“毫无关联”是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比如李鸿章，中国历史学界不倾向于认为他不能阻止最终反而追随日本扩张政策，更多的是将他称为卖国贼，日本也以反动人物视之。这种反意识形态的研究视点，至今仍不能克服。
　　关于亚洲克服停滞论的课题又怎么样呢。正如上文所述，为了克服这种停滞论，产生了“欧洲现代有的东西中国也有，只是那些是具有中国特性的”之类的研究。例如，中国也有自由的观念，也有个人主义，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他们为了使这个命题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成立，为了议论能沿着马克思主义展开，所以认为“停滞”这一命题对中国是不合适，而这种议论大多是以对实际中国的断章取义地接近而告终。但是由于认为克服停滞论这一命题是消除战前蔑视中国的态度，所以为了这个课题，浪费了不少精力。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适用于中国是克服停滞论的一条途径，但是阶段论不是机械地适用，这只有通过发掘实际的史料研究证明社会的实际形态，以前不甚清楚的中国的独立的历史进程才能不断浮现出来。将六朝到唐代看作古代的延续还是看作中世纪这一争论，对于划分时代的论争其意义有限，可是通过这一论争，六朝社会的实际形态得以明了，这是对学界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