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2)

继承了孔孟但又不同于孔孟，董仲舒的仁学有着极为特别的地方。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12]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也不能在人世生活的既定秩序中去寻找，而毋宁在于天，仁是人的血气在禀受了天的意志之后而形成的。仁是天的意志与人的血气相结合的产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13]因为天能够化生宇宙世界，覆育、养成人间的万事万物，并且，这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还是永无止竭、不穷不尽的。从发生逻辑上看，人是受命于天的，人从天那里领悟了仁、取法了仁，然后便才开始使自身成为仁。天有阴阳法则、天有四时秩序，于是，人也便有父兄子弟之亲、忠信慈惠之心、礼义廉让之行、是非逆顺之治。人们可以从天的身上看出仁的最完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就可以说，天就是仁的化身，就是仁的理想化形式。

天之大德，在于“生”，即天能够让世界万物都发育生化，这就是最大的仁。“生”应该是仁的最基本的特性，所以，“天”就可以被用来直接指称“仁”，成为“仁”的代名词。后世儒者也有直接把“仁”理解为“生”的，如，北宋周敦颐就曾说过：“生，仁也。”[14]这在思想实质上，与董仲舒的“天，仁也” 有着必然的思想联系。而“生”如果要燃起性情之爱，就必须以一定的感性心理为依托根据，于是董仲舒在学理上就又继承了孔孟之仁的传统，而没有把极富感性特征的仁人之爱推演、变异成一堆形式化或理念化的知性判断。但是，董仲舒同时又没有从孔孟滑入一种神秘的心理主义。孔孟之仁重视人心的感性作用，强调血缘亲情根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的、可感知的标准或法则介入其中，仁学极容易走向虚幻飘浮的唯灵论，于是，董仲舒便给出一个“天”，试图让人们从天道的存在与运行、功能与作用中能够获得启发，从而造就出自身的仁。

而从王霸之道的角度看，仁似乎也是作为天之根本而存在的。“《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15]在董仲舒，《春秋》一书的根本宗旨，就在于要人们领会如何施行仁人之政。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否成王称霸，完全取决于仁政实现的效果。施行仁爱之政的最有益的方法就在于：采取积极的措施，预测并杜绝那些容易导致百姓失范、社会无序的隐患发生。爱民即仁人，不爱民则必将自置于死地，春秋历史上的楚灵王、晋厉公都被生弒于主位之上，直接的原因都来自于他们所施行的不仁之政。所以，王霸成败，全然维系于仁与不仁之间。行不仁之政而获得成功，还不如行仁人之政而最终失败。仁是天之心，是天所具有的一种本质化的倾向。仁为天、人所同有，当然也可以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或中介。通过仁，上天可以感应出人世国家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秩序的顺逆。人生于天，理当取法于天，仁作为天的根本，当然也就是人的伦常生活所不可抗拒的必然律则。

董仲舒以天释仁、把仁解作天心，是天学的必然归宿。孔孟仁学发生以来，关于仁的来源和根据的建构一直局限于人的心理世界里，仁的把握主要还只是通过一种朦胧的生理性的感觉需要来进行，还不能从外在客观（如社会性）的普遍法则中寻找到可靠的理性支撑。“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6]董仲舒对 “仁”（以及“义”）所作的别出心裁的理解，实际上，无非是想用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来展现出仁（或义）所具有的绝对性、权威性和超越意义，以此来限定王权的滥用，并对国主人君的主观意志作适当、有效的匡正和制约。

三、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仁与义的关系，是解读中国道德哲学所不可逾越的重要据点。董仲舒在仁与义关系的处理上，似乎也有自己的独到发明。董仲舒一反先秦以来通常所认为的“仁内、义外”的哲学主张，而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从而在中国哲学的仁义学说史上留下了夺目的光彩。

仁、义与仁义作为哲学范畴出现和被使用，是稍有不同的。孔孟儒学重仁与义，但还未将仁义并列同举。关于“义”，孔子也曾作过许多描述，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如果说，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于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仁与义，在表述形式上基本还处于相分离的状态。《易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7]首次将仁与义对举，并将之视为人事世界的一般法则和基本规范，但也还没有并称“仁义”。《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8]大约在《中庸》以后，“仁义”一词便开始流行。

孟子对仁与义的概说颇多。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名字·离娄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尽心下》）可见，仁所指涉的是人心内在的本体，而义则是仁向外在社会存在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道、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