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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符合论与虚无的发现(2)

2014-06-02 01:11
导读:假如本体的设定只能证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假如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后却发现现象背后没有任何本质,这时,哲学的认识论势必要让位给存在论,对象性

    假如本体的设定只能证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假如“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后却发现现象背后没有任何本质,这时,哲学的认识论势必要让位给存在论,对象性本体势必要让位于人本体。这也是康德之后德国哲学,从谢林、费希特、叔本华到尼采,出现人类学转向的原因。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如果世界存在的外在根据不可靠,那么就只好从人自身去寻找。这个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内在依据就是灵魂的实存性。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灵魂在科学理性的检验下,也同样经不起考验。美国自然主义美学家桑塔耶那曾在1896年借助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指出:“我们应该记得莱兰特的故事,他用望远镜搜索天空,希望能找到上帝,但没有找到;又想用显微镜来考察大脑,希望能找到灵魂,结果也没有找到……迷信灵魂与迷信巫术毫无区别……所谓灵魂,只是物质构造中较为精细的部分……换言之,只是一大堆脑神经与脑组织,这些东西都是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 ”[4]P44
    一方面,本体设定是使世界获得整体认知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眺望世界却看不到上帝,关注具象却发现不了隐匿的本质,反身内视却找不到灵魂。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全面陷落的标志,也是20世纪存在主义者关于世界虚无体验的根源。于此,世界实存的确定性让位于存在的过程性和现象的虚幻性,人不朽的信念让位于其必死的本质。世界什么也没有,除了时间流逝带给人的废墟感,以及此在背后深不见底的深渊。这种知识的命运,很容易让人想到海德格尔关于“桥”的寓言:“我们使用桥,我们根本无须去对桥进行思考;向桥下深渊的一瞥,可以吓得我们心惊肉跳。这里出现的是对人生此在风险的直接感觉。虚无显示出来,我们在虚无之上来回摆动着。”[5]P537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二
    西方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与中国的道家、禅宗有了对接的可能。这和海德格尔受东方哲学的影响有关,更和他的哲学逼近了“认识的不可能”这一命题有关。如前所言,中国的老子虽然用道给了世界一个勉强的命名,但这个道不过是从有通向无的道路(Way),[6]P45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范畴。庄子将道由本体论下降到物性论层面来理解,认为道虽不可道,但它作为道性潜存于万物之中。如《庄子·知北游》云: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何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庄子在这里似乎给了道一个肯定,意味着“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可行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假如道性本无,那么潜存于万物之中的这个“道”不就是“无”吗?进而言之,假如“无”构成了事物存在的本质,那么所谓的实存不就被从内部抽空、陷入了更彻底的虚无吗?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抓住的也许仅剩下了事物的表象。如庄子所言:“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庄子·达生》)但是,这表象明显因为依托于人的感官而更虚幻。至此,老庄所谓的道论,在本质上也就成了虚无论。
    对于禅宗,这种由本体的解构而衍生的虚无之论更加彻底,推理的过程也更加简捷。禅宗认定世间“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本质论层面的名实问题被转化为现象学层面的名相问题。在此,作为“实”存在的“五阴”和“六尘”如果不存,那么“相”必然虚妄。在《金刚经》中,释尊有言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法身非相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金刚经·究竟无我分》)这是从对象本体的角度对色相实存性的否定。同时,人的心体也被否定,如《坛经》云:“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边无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赤白青黄,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可以认为,正是通过对实与相、对象本体与心本体的多重否定,禅宗走向了更彻底的虚无。这虚存的空无成了世界最后的真相,即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所有相,即是真实。”(《金刚经·如理实见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由此再看康德提出的那个“古老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可以认为,如果在西方传统之外再加上道家和禅宗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首先,按照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真理符合论,庄子提出的人认知能力的有限与世界无限之间的不对称,明显意味着世界溢出了人可以认知的范围。以此为背景谈真理,除了承认人对真理的无知之外,似乎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回答。其次,我们固然可以强行给世界一个命名,借此将无限还原为有限,将溢出人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固定为一个可以把握的对象。但是如上所言,这些概念与其说是认识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信仰的对象;与其说它具有客观实在性,还不如说是人为了回避自己的无知而对世界本相的有意捏造。人杜撰出一个本不存在的对象,然后再通过逻辑推理或通灵的体验证明它的存在。这种知识与对象当然是符合的,但其前提的荒谬则注定结论不可能言说真理。第三,中国哲学通过对佛、道、心等一系列范畴的追问,发现了其本质的虚无性;西方则在近代之后洞穿了为知识的有效性设置的形而上学屏障,在存在主义,尤其在海德格尔那里重新向无限敞开。至此,在知识与对象之间形成的关于使真理成为可能的二元格局,就因为对象向虚无的坠落而彻底失去了张力。面对存在的无底深渊,我们怎样形成知识,我们怎样使知识与这个构不成对象的对象符合,成为决断哲学命运的大问题。它迫使逻辑学家陷入窘境,也使经典哲学的认知模式面临致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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