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3)
2014-10-02 01:15
导读：式与自然情感（“质素”）互动的关系。文明初起之时，礼文疏略（“始于脱”），人尚处于自 然表现其本能、情志的状态。文明出于自然，同时，又表
式与自然情感（“质素”）互动的关系。文明初起之时，礼文疏略（“始于脱”），人尚处于自
然表现其本能、情志的状态。文明出于自然，同时，又表现为自然的分化。故“成于文”，亦伴
随着礼文、仪节的逐渐繁缛和抽象化，此即情文或质文的分化和偏胜（“情文佚兴”（10））。
当然，文明之最理想的状态是“情文俱尽”，亦即情文的统一和完满实现。由此看来，重古的历
史性意义与反本之重情，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反本”是重质、重情；“修古”或“信而好
古”，其意义亦是重质、重情。“可述而多学”，包含着一个文明创制的原则（制礼之
“主”）：即以人之自然生命为文明创制和发展之基础和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之“信而好古”，复古，实不在于对古制之现象上、名物制度之实存性上的
仰慕，而是出于对古今一道的领悟和文化生命连续性的契会。《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
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古今文化
制度，虽于形态上有所损益，然却有一内在的连续性（“因”）。此一思想，成为以后儒家一个
一贯的历史观，荀子讲“古今一度”，“百王”有一不变之“道贯”（11），亦表达了这个意
思。这个百世相“因”之“道贯”的内容，即前文所论质文或情文之互涵与连续。《史记·孔子
世家》记孔子论三代礼文云：“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
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所记与前引《论语·为政》和《八佾》之义略同，但这里明
确指出，古今文化损益相因之内容即为“文质”之互涵互动，这正标示出了孔子之历史文化观的
本质义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这里要指出的是，史公以文质互涵言孔子之历史文化观，合乎孔子思想，但汉人言三代质文，常
常由其形式化机械比附的积习，讲文质“再而复”、“三而复”、“四而复”，定“文”、
“质”于一代。（12）孔子以质文论三代文化，其义与此绝不相同。《礼记·表记》有一段记孔
子论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质文的话，即重在就其流弊上论文质合一之重要性。《表记》说：“子
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
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任何时代之文明，皆为有质有文，然相比较而言，虞夏近古，
其制偏于质；而殷周则偏于文。这就是前引《礼三本》篇所说的情文或质文的偏胜。孔子更进一
步分析了这种文质偏胜的流弊：夏制偏于质，其“民之弊，愚而蠢，乔（骄）而野，朴而不
文”。殷周之制偏于文，殷“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
惭，贼而蔽”。（并见《礼记·表记》）此皆各代末世政教衰微时所见之流弊。要拯此流弊，即
要达于文质的中道或合一。
但是，孔子并非把文质两面等量齐观。实质上，在孔子看来，文明乃是文与质本原合一的生命整
体。在这个意义上，文乃以质为其根据，或者说，文乃是质或自然生命在其精神层面上的开显。
而由于在文化的发展中，“文”的一面表现出一种逐渐繁缛扩大的趋势，故“文”胜之失乃较
“质”胜之失为甚，孔子所谓“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说的就是这个意
思。《论语·先进》亦论到这一点：“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
之，吾从先进。”朱子《集注》：“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即《论语·雍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也》篇所说的“质胜文则野”之义。前代疏于仪文而自然情质偏胜，故称“野人”。“吾从先
进”，即表明孔子的一种态度：于文、质的偏胜，宁偏于质而不可失之于过文。这是因为，礼或
文化本出于人的自然生命。“称情而立文”（《礼记·三年问》），是儒家制礼的一个重要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