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1)(7)
2014-12-04 01:14
导读：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注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注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注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凯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注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