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文化与权力(4)
2014-12-27 01:07
导读：八、文化生产场的发生与结构 把文化加以资本化，首先是对于文化卡理斯马意识形态的去魅。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八、文化生产场的发生与结构
把文化加以资本化，首先是对于文化卡理斯马意识形态的去魅。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弗洛伊德说人的潜意识特别是性意识对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人的自尊心只剩下了尼采为我们保留的艺术或者文化了。我们本能的拒绝对于艺术、文化加以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解释，因为人类文化的崇高和圣洁似乎是证明人类仍然是高等动物的唯一证据。
但是布迪厄认为，文化实践同样为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所驱动，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积累、继承等诸环节，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可以依照一种实践的符号经济学来加以研究。布迪厄并不否认文化产品的独立价值，但是他坚持，只有把文化产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化生产场中，其独创性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布迪厄以文学艺术场为例了文化生产场。场域并 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的分化，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传统社会权力作用在无中介的主体之间，而现代社会则借助于资本的不平等分布通过非个人的社会结构或体制发挥作用。文学场是历史的发明，其标志是文学自主性即“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确立。以前人们认为“文以载道”或者“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类观念是天然合法的，可是波德莱尔这些人却强调文学应当反抗、经济和道德等对文学的支配，强调文学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文学场是围绕着对于文学的幻觉而被组织起来的。相对于日常世界，它是个颠倒的体系：其特征就是它遵循“输家即是赢家”的游戏规则。政治权力、经济资本、道德声誉等等，在文学场只有相反的作用。在结构上文学场有两极：一极是“为了生产的生产”，作家们创作作品只是为了给同行看，因为曲高和寡，别人也一时看不懂，这当然在经济上就容易陷入窘境，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却能在未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益，因为以后成了名著必然会畅销；另一极是“为了受众的生产”，那些作家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创作，这主要就是畅销书作家，当然，这些作品会迅速获得市场效应，同时不久也会被别的畅销书取代。前者在文学场上由于具有较多的文学资本，因而据支配地位；后者只是具有较多经济资本，因而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九、文化生产场的斗争逻辑
文学场始终处于永动不居的斗争之中。就内部斗争而言，存在着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希望获得统治地位的新兴作家之间的符号斗争。布迪厄借用韦伯的术语分别把他们分为牧师和先知两类作家。牧师要捍卫正统，而先知则通过预言未来要推翻经典作家的统治。斗争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文学资本，从而获得垄断文学合法定义的权力。新生代作家一个经常采用的策略是以宣称回归到文学的本源的名义，以新的文学命名活动来废除当下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并增加自己的符号筹码。比方创造社成立之初就是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挑战文学研究会的权威，并制造了新的文学景观。 外部斗争则似乎是布迪厄关心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居于从属位置的作家挪用 外部资源来调节内部斗争。那些拥有广大读者、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作家，不甘心在文学场上处于被支配位置，他们通过将自己的作品改变成
电影、电视，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介的活动，将自己的得之于文学的经济资本转换成另一种符号资本，并向文学场施加压力，使得文学场屈从于外部的文学标准。金庸在当代语境的经典化历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文学场在权力场中仍然居于从属地位，它的自主性表现在当别的决定要素试图将自己的逻辑强加到文学场内部时，必须要按照文学场的游戏规则加以变形。金庸的经典化，不是因为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或政治影响，也不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而是因为有不少著名学人撰文颂扬他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因为
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给他带来的符号资本，因为他被选入种种排名或文学选集使他进入了文学的历史。文学艺术体制向经济资本的俯首称臣，这一现象不仅仅于中国为然，好像在当今世界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对此布迪厄在许多书中，特别被翻译成中文的《自由交流》和《关于电视》中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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