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省思(6)
2015-01-11 01:08
导读：哲学史必须通过阐述其基本观念的内在演绎而不是历史的外在秩序才能得到理解，这里进一层的困难是如何区分一种解释，是哲学史的有效解释，还是借哲
哲学史必须通过阐述其基本观念的内在演绎而不是历史的外在秩序才能得到理解，这里进一层的困难是如何区分一种解释，是哲学史的有效解释，还是借哲学史而进行的哲学创造。对这一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解释中虽曾有过深刻的自觉，并试图从“陈述性”和“创造性”两个概念来厘清这一区别。（见上文）但这些说法还是过于笼统。牟宗三在他的《心体与性体》序中，讲到对哲学史的了解可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照他的说法，只有“会而通之，得其系统之原委”的“理性之了解”才谓之哲学史的解会。而他说的这种理性的了解，又不纯是一客观的了解，而是要融纳生命于其中的存在性的观解。93尽管他后来试图借用康德先验“纯粹形式”的概念来为这种观解的普遍有效性或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规定，（见前文）但哲学史解释和哲学创作之间的界线仍没有被清晰地给出。我们可以粗略地从量的维度把哲学史解释设定在历史和哲学之间，或借传统经学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异向来讲哲学史与哲学的区别。从解释学的立场看，“作为人文学方法论基础之解释”(hermeneutics a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与“作为此有之现象学与存有之理解的现象学”(hermeneutics as the phenomenology of dasein and existential understanding)的区分，似乎可说是哲学史与哲学的不同进向。就好象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本身无法言述它与世界的同构而只能显示一样，也许我们无法对这两者的边界给出一个真正本质性的定义和明确的陈述，而只能提供各种范例。如我们可以说王弼解老，郭象注庄是哲学创作而非哲学史的解释。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即是历史无成法，但历史有成例。
注 释：
1 参见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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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冯友兰“重写”《中国哲学史》，就是试图以宋学方式代替胡适的汉学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关于这层意思，可以参看《三松堂自序-三十年代》。
3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转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四三四页。
6 参见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转引自《清代学术概论》第44页。
7 参见拙作《意义与方法：近代中国佛学研究方法及其批判》中“文字与意义”一节，《二十一世纪》1997年10 月号。
8 阮元：《 经室一集》卷八《论论语仁论》，转引自姜广辉著《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9 《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10 《 止水斋集》卷十四，转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五六八页。
11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12 朱熹：《朱子性理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二七页。
13 朱熹多次说“解经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何济？”（《朱子性理语类》第143──144）。
14 《朱子性理语类》，第一五o页。
15 “意会的知识”用语取自michae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一书，chicago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16 均见《朱子性理语类》第十、十一卷。
17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六四页。
18 戴震：《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四九五页。
19 《清代学术概论》第15页，10页。
20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七六页。
21 《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2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一卷，第4页。
23 蔡元培、梁启超、冯友兰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基本都持这一观点。参见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