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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家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及其哲学基础(2)

2015-02-09 01:33
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3）。又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
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4）。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有高尚道德的“仁
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他说：“贤良之
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5）。或者说，墨子心
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所谓德行厚，就是善于举公义，而
避私怨。所以说，贤良之能和贤良之义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能够称得上贤良的基本素质，必须
是“义”和“能”的统一，即‘德行厚’和‘道术博’的统一。因此，墨子提倡和称赞天下“皆
竞为义”的社会风尚。

墨家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跟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
了两种政治理论和两种政治制度的对立。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利万民的；
儒家则主张维护世袭贵族政治制度，反对平民民主制度。前者明确地提出了平民百姓有平等参予
政治管理的权利，这既表明了强烈要求对当时现存的世袭贵族制度实行变革的愿望，又是中国历
史上首次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它较之儒家的政治主张是很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对照墨
子之后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更加显示出它的历史进步性。

我们认为，对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的研究，不仅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形势上去探索，而且
还要联系墨子的整个人学观去探索。用人之道是和何谓人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从墨子的《非
乐》、《非命》、《天志》等篇中，表明墨子所说的人不仅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而且是从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衣、食、住、行的感性活动的人。他认为，人和禽兽等动物虽然都有为生存而衣、食等活动的共
同点，但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人为生存而衣、食等活动是积极主动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
会性的活动。他说：“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
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6）。就是说，在他看来，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不同于禽兽
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这里既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
实践活动，又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类项不同，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
其责。为此必须实行“尚同”，即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一致的举措。“尚同”的涵义虽
然是要求社会成员的思想都要统一于其长官，下级的思想要统一于上一级，以此逐级统一思想舆
论，即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7）。但却不是实行思想专制。有的学人
把墨子的“尚同”主张说成是“搞思想专制主义”，这种见解是不确切的。因为，墨子强调尚同
必须以尚贤为基础，尚贤是实行尚同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总天下之义，
以尚同于天”。即以“天志”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舆论。他所说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
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
利百姓”。这样，尚同以尚贤为前提就使其有利于百姓的正确导向。否则，尚同就会变为最高统
治者随心所欲、独断专行、是非不清、善恶不分的思想专制的措施。因此，墨子十分强调自天
子、三公、诸侯，直到地方上的乡长、里长都必须实行举贤良之制，自上而下建立起贤人政治的
一套平民民主的体制，以保证思想舆论的统一有正确的方向，即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以利万民。就是说，尚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社会由乱到治整治好。为此，必须自上而下
的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把人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统一到墨子主张的“义”的准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