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有族有地有位(3)
2015-02-28 01:14
导读：“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即用来进行识别的特征)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 ‘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和随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 ‘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 ‘内部人’利用来开展寻租活动，以牟取私利。”[2]
上述这种恶效率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始于十六世纪的市场经济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一直试图绕开“可持续”
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市场机制”信念的问题——因为用来识别“市场机制”的特征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私有”——但由于市场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向外转嫁危机的困扰，各国政府和“一阶均衡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市场特色” 的词汇和方式，使生态资源经济化……但是在无限责任非常松驰和随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可持续”边缘所作的修补，都被一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利用来开展转嫁危机活动，最后转嫁给生态境，以牟取法人或自然人的私利。
个人的行为内驱力不是追求效率，而是追求温饱和覆盖他人(参见第4-5节表二)：只要不是懒汉，温饱之后一定追求排他性地占有他人时间。 如果追求效率有助于覆盖他人,个人就会追求效率；否则就要寻找其他的路径增大覆盖。资源不足,或法制不健全，都会引发生理覆盖：中国的扩地导致秩序紊乱，“淮桔(良性市场)成枳(恶性市场)”(参见6-3节)；西方扩地引发生态灾难，也会“淮桔(征服自然)成枳(群体难以延续)”。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宗族制(无限责任)，有可能不依赖物质效率而扩大覆盖。 德制学选可以兼容法制钱选，宗族制并不排斥私有制，圆融之后不妨称为大公制[3]。
德制学选和法制钱选是组织管理(含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参见第1-2节表一)。这两种制度的边际替换发生于一定程度的严酷环境之中，即资源与环境容度警戒线附近：相对严酷的环境使得灾害消耗量达到一定程度，法制钱选就会被德制学选替换。实证的例子是西汉的“名田”被“代田”替换。中国在德制学选之前的原始积累也是圈地运动：圈地之前无名，圈占后以某一家的姓来命名，就成了“名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确认所有权[4]。西汉的圈地运动没有像后来的西欧那样被社会接受，是因为环境气候条件比较严酪，后果太惨：“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最后，名田不得不改为代田：有多余劳力的人可以多种，但不是永远不变，种不了就要给别人种(《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聚族而居的村落可以保证代田总是落在同宗族的后代手中。 宗族的发展是中国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宗族制不过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私有制。宗族成员的流动性远远小于个体或小家庭，所以族人珍惜土地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这样，土地的价值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德制学选是环境条件筛选出来的：“由于中国的年均灾害消耗量大于西欧，所以政府抗灾及平衡负效果的效益较大：遇上灾年，‘田主“自顾不暇，势难赡及佃户”，因而扩大了政府的赈济面’；又由于中国的构型文字使得科举政府的管理(含人才选拔)费用的增加较少，因此中国分层的效益增加在汉初就超过了管理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科举政府首先在中国萌生，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与此类似，科举政府在后来不断发育、成长，也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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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政府与计划政府的重大区别是制度基础和制度导向：科举政府的基础是宗族，制度导向是安居乐业，主要依靠为政以德来管理；计划政府的基础是党委，制度导向是提高生产力，主要依靠革命教育和革命运动来管理。 在达到温饱之前，这两种导向在操作上的区别只是“便步走”(允许各宗族因地制宜)和“齐步走”(党委都要学大寨)的区别，但是在达到温饱之后，这两种导向泾渭分明。 坚持提高生产力，就不能不向法制钱选开放,把革命教育革命运动的管理方式转型为法治为主的方式，如果法制建设不到位，实际上是无法管理。如果不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以安居乐业为目标，就不必模仿西式法制，可以利用传统的制度资源，如敬宗收族。计划和市场都会鼓励频繁的拆迁和重复建设，坐地生钱；而科举机制则鼓励封地安民、安土重迁和长效建设，即使政府征用土地，也要拨出质量面积大致相当的土地供有关宗族生存延续。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市场比计划的算计更精明一些而已：计划经济通过少数计划人员为整个经济运行算计，而市场机制让多数人都来参与算计：“(市场中的)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对现有的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