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的高度、浪漫主义的深度、人本主义的(7)
2015-03-21 01:33
导读：对柏林关于浪漫主义反叛普遍主义的论述说得太多了。当这种反叛转向一种哲学意义，结果就是一系列地试图描述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智的他者”。哲学家
对柏林关于浪漫主义反叛普遍主义的论述说得太多了。当这种反叛转向一种哲学意义，结果就是一系列地试图描述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智的他者”。哲学家做出这种努力，是因为他们把深度看作是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而这就替换了由普遍赞同而确认的合法性。对许多浪漫主义者来说，特别是对近来的福科来说，赞同不过是一种为了达到符合流行的信念和体制的方法。深度并不会带来赞同，但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它却会赢得这种符合。
根据贯穿过去两个世纪哲学思想的辩证法，以及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中概括的辩证法，普遍主义者贬低了每个理智的他者，认为它们危害了理性和人类的团结。于是，浪漫主义者就反驳说，所谓的理性不过是假装试图把习俗和传统变为永恒。普遍主义者正确地说，要抛弃对主体间赞同的追求，就是要抛弃对可能获得社会正义尺度的权利的限制。浪漫主义同样公正地说，承认只有每个人可以赞同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真的这个观点，就意味着屈从于过去对未来的暴政。
用这些话阐述了这种对立，就把我带到了我的核心论点：应当把实用主义及其对普罗泰哥拉人类中心主义的捍卫，看作是不同于普遍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另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哲学家们与诡辩论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同于他们与诗人之间的争论。实用主义仅仅是抛弃了由普遍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唤起的“合法性”概念，用更短的“功利”这个词取而代之。实用主义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所概括的辩证法的反应是说，谈论普遍的有效性不过是把主体间赞同的需要加以
戏剧化的一种方式，而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深度则不过是把新奇性的需要，也就是对想象力的需要加以戏剧化的一种方式。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不应当把这两个需要中的任何一个提升为另一个之上，也不允许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排除另一个。所以，哲学家们不应当询问关于知识来源的认识论问题，或关于已知存在物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同意杜威所努力做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同伴权衡对共识的需要与对新奇性的需要。当然，要提出如何做到这种权衡，哲学家并不比其他学术领域的专家做得更好些。要提出达到这种平衡的方法，就需要人们有热情去重新塑造背景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要贯彻F.C.S.席勒的人本主义（他试图重新确定普罗泰哥拉的说法“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意味着放弃这样一种看法，即存在一种被称做“做哲学”的专门活动，它有着不同的文化作用。
根据我这里提出的文化观点，思想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取得，是由于把这代人看来是荒谬的说法变成了后代人的常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要推进这种变化，解释新观念是如何可能解决或消除由旧观念提出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普遍有效性和优先得到真理的观念对于完成这后一个目的都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努力得到主体间的赞同，而无需受到普遍有效性这种承诺的诱惑。我们可以引入和推荐某些明确全新的观点，而无需把它们归属于某个先在的来源。柏拉图式的普遍主义者和尼采式的浪漫主义者对实用主义感到最为不满的是，实用主义认为，描绘出这样一种来源既不会使我们得到净化，也不会使我们的形象得到改变。
如果人们认为实验主义的探险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切，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普遍主义的高度和浪漫主义的深度这样的比喻。因为这两种比喻都表明了，要能加强对进一步探险的看法，就是要把它与某个（用罗素的话说）并非在此时此地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个东西就像是实在的内在性质或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普遍主义者热衷于这种高度的比喻，认为理性的共识就是对人类心灵施加的吸引力，这是由某种超人类的，（用柏拉图的话说）某种超越了天堂的东西施加的，拼图的碎片在这里得到了聚合，构成了清楚明白的模式。热衷于这种比喻的人会把探究看作是拥有高高在上的目标，被称作“真理”，而他们把这看作不仅仅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是开创了独立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事物本真面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