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发现和阐扬——宗白华美学思考的价值(4)
2015-05-13 01:41
导读：总之，宗氏在传统哲学、人生、艺术中都发现、发掘出了“动”的精神，补偿了他的优患意识。事实上，宗氏几乎所有的谈艺文章都可看作是他基于忧患意
总之，宗氏在传统哲学、人生、艺术中都发现、发掘出了“动”的精神，补偿了他的优患意识。事实上，宗氏几乎所有的谈艺文章都可看作是他基于忧患意识所作的有意识的发现、发掘传统的工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或许无法真正理解宗白华，而一切将宗氏只看作是东西艺术比较者或传统美学研究者(学者)的看法，其根本盲点、失误正在于此。其实，看到这一点是并不难的，宗氏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论涉传统艺术的文章及一些手稿与大量的《学灯》编辑按语中，都或长或短、或隐或显、或正或反、或在文首或于文尾、或在正文或于注中，向我门表达着他的深挚的文化关怀、忧患意识、良苦用心。比如1949年3月在写于烽火连天的“南京大疏散声中”的《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末尾，他引用了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中一段谈创作的话后，心有旁骛、借题发挥地感叹道：“这是我们先民的创造气象!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我们的山川大地不仍是一片音乐的和谐吗?我仍的胸襟不应当仍是古画家所说的‘海阔凭鱼跃，天高凭鸟飞’吗?我们不能以大地为素纸，以学艺为鸿钧，以良知为主宰，创造我仍的新生活新世界吗?”(《全集》卷二，441页)
宗氏的发现传统的动的精神，发现传统的朝气、活力、“创造气象”，正是他说的“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的病体复苏”的工作。那么显然，这说明宗氏“发现”工作的工具是“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方法是从西到中，以西范中。其实， ‘五四’以来，一个相当明显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文化的方法、范畴乃至价值尺规来研究和阐发中国的民族文化。”(5)对此宗氏并非毫无觉察，反倒是颇为自觉的。晚年他曾回忆说，“我
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全集》卷三，608页)因为一方面在“东西对流”的潮流里把握了文化认信的方向及参考自西方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也在对西洋学术的学习里掌握了分析能力与概念工具，自然回头来进展就快了：不仅有的放矢，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宗氏的来自西方的工具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价值目标性的，如前述的柏格森哲学的“创化”精神及歌德的“浮士德精神”；一是纯粹的概念，如前述的“空向意识”。“空间意识”这一概念由于宗氏熟知康德的著作可能与其有关，但更明显、更直接地是来自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这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的开头便可看得很清楚。(《全集》卷二，420页)。另外又如德国学者O．Fischer的《中国汉代绘画》一书给了他比较研究中西画法的暗示与灵感(《全集》卷三，98页)：荷尔德林的诗使他“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全集》卷二，367页)；而尼采对“受过教育的俗人”的批判则使他看到孔子斥乡愿为“德之贼”乃表现了孔子的道德真精神(《全集》卷三，172页)3如此等等。宗氏曾说，“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也颇有趣味”(《全集》卷一，320页)看来的确如此。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工具”如此，关于从西到中、以西范中的“方法”再说儿句。事实上，中、西“动”的精神其历史情形、思想内涵及文化渊源都是不同的，因此《易传》的动的精神与歌德的浮士德精神、水墨山水与西洋油画的“动”的精神的同一性、统一性只能是抽象的、形式性的。这是以西范中的形式化的方法(6)所造成的结果。故西画与中画，虽都讲求“气韵生动”(宗氏认为西画也讲气韵生动)，‘但正如宗氏也很明白的那样——“华堂弦响与明月箫声，其韵调自别。”(《全集》卷二，l08页)明乎此，宗氏也曾力图寻求传统中更接近于西洋绚烂多彩的动的艺术，结果他发现了“敷色浓丽，线条劲秀，使人联想到文艺复兴初期画家薄蒂采丽(按：今译波提切利)的油画”的敦煌壁画。他无比欣喜，认为敦煌艺术代表着“中国伟大的‘艺术热情时代’”，希望敦煌能成为真正的“中国艺术复兴的发源地”(《全集》卷二，l12，417，3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