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发现和阐扬——宗白华美学思考的价值(5)
2015-05-13 01:41
导读：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曾这样评论宗白华：“(宗白华)是想借助德国文化、特别是德国古典文学中的 伦理学 的激情来促进中国的
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曾这样评论宗白华：“(宗白华)是想借助德国文化、特别是德国古典文学中的
伦理学的激情来促进中国的变革。对于他来说，最根本的是把德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加以结合，因此可以称他为现代的传统主义者”。
(7)顾彬说的lJ‘德国古典文学中的伦理学的激情”显然是指那不停地奋斗探求的“浮士德”精神，而他用以评定宗氏的“现代的传统主义者”一语则颇可咀嚼，耐人寻味。
三、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建
如前面所指出，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文化认信，宗氏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其传统的个性之上，这是未来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所以他的学术研究与思考自然地便“趋向于中华民族在艺术和哲学思想里所表现的特殊精神和个性”(《全集》卷二，475页)，并阐述张扬之，以使其上述文化构想有具体的基点，不致流为空谈。那么这一“特殊精神和个性”是什么?宗氏又如何来发现它呢?在这里，宗氏同样是用“外人的镜子”照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面孔，在东西对比中找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
宗白华由于早年留学德国，亲身感受了一战后西方衰败、颓丧的气氛，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困境有着切身的体验。事实上对此困境的根源，他也看得很清楚—正在于启蒙运动：“近代启蒙运动的理知主义(则)以为人生须服从理性的规范，理智的指导，始能达到高明的合理的生活”，理性主义使得“近代人生失去了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和谐，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一超越上帝虔诚的信仰”，理性成为了唯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尽管基于理性的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不断地征服着自然，科技与物质财富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增长，“但是这种突破‘自然界限’，撕毁‘自然束缚’的欧洲精神，也极容易放弃了自然的广育众生，一体同仁的慈爱，而束缚于自己的私欲内，走向毁灭人类的歧途。”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不就是血的警醒吗?(以上见《全集》卷二，6页，2页，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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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氏看得很准。还不止于此，他更将其深邃的跟光直探西方文化的本源——古希腊哲学、思想，以揭示其现代文化困境的更深的根源。同时，正是在对希腊思想的思考中，他得以反观自身，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其源头处的完美性，并且循此出发，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和个性”。
他看到，“希腊哲学出发于宗教与哲学的对立”。希腊哲学与数学、
天文学关系密切， 正是在毕达哥拉斯及后来的欧儿里得的数学中所形成的抽象演绎、逻辑论证的理性主义方。法，成为了希腊哲学发展的工具，这种工具在亚里士多得那里得到进一步完善，于是“垂为欧洲百代思想之权舆，中经二千年无人能增损于其间”。总之，“以‘纯理性’代多元的人格化之神抵，以逻辑论证代神们的启示”，Logos(理性、逻辑)观念使希腊哲学真正成立并影响着自此以后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因此宗氏称之为“数理哲学”、“唯理的体系”’(以上见《全集》卷一，585页，605页，585页，631页)(8)。
而在中国哲学的源头处，如《周易》，也讲“数”(即象数)，但它是“立象尽意之数，非构型明理之数学”，故它并非“与空间形体平行之符号，乃生命进退流动之意义之象征，与其‘位’、‘时’不能分出现之”。尽管中国古人也象希腊人一样看到了宇宙自然的和谐秩序，但并没有用理性方法审视它并抽象出毕达哥拉斯的“数”那样的形上概念，而是返观到了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得出了“乐”、“中和”的观念，即《乐记·乐礼》说的“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象征着宇宙自然的和谐。因此，中国哲学的思考方法不是理性(逻辑，抽象演绎)，而是“立象以尽意”的象征方法。另一方面，宗氏还看到，当亚里士多德向外探求建立起形上学体系时，与之同时的孟子却“反身而诚”，向内发现了人心的“先天价值原理”(仁、义、理、智)。总之，中国哲学“不欲与宗教艺术(六艺)分道破裂”，它“终结于‘神化的宇宙’，非如西洋之终结于‘理化的宇宙’。”相对于西洋之“数理哲学”与“唯理的体系”，宗氏称中国哲学为“象征哲学”，“生命的体系”，“生命哲学”。如果说西洋哲学的真理可以“数”示之，那么中国哲学之真理则无宁示之以“乐”(以上见《全集》卷一，62l页，597页，602页，586页，631页，5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