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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2)

2015-06-05 02:31

这使我想起张东荪的一个譬喻：“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6] 在思维进路上，科学的“顺进”是走向“形而下”，哲学的“逆进”则走向“形而上”。所以哲学往往是从批判科学的“公理”开始的。康德说过：“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要提出象这样的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以及是怎样可能的这样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康德列出了四大问题：“1．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3．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4．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7] 这里甚至包含着对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的质疑。当然，哲学本身也是一个思维过程，因而也有自己的观念预设。哲学的魅力之一在于，它不仅考察其它之思的观念预设，而且也考察自身之思的观念预设，例如康德的提问：“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vi] 中国哲学也是、或者也应该是采取这种思维进路的，此即胡適所说的“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分支哲学”或者“应用哲学”，诸如艺术哲学、教育哲学、语言哲学、文化哲学等等，这其中每一门哲学，都是对其相应的科学或意识形式的“公理”、“原理”之思，这些“原理”正是这些意识形式作为当然前提接受下来的观念预设。这里我们不妨说说现今流行的所谓“文化哲学”。在我看来，如果说真有一门所谓“文化哲学”存在的话，它应该是对相应的文化学原理的哲学思考，这些原理作为预设，是文化学本身所不考察的。进一步说，所谓“文化哲学”也不应该是“中国文化哲学”，而应该是对一般文化原理的哲学思考。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纠缠却不是对一般文化原理的哲学思考，而始终纠缠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陷阱当中，很多时候甚至只是一种情绪化的、“情结”式的话语。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时，哲学本身的问题却被遮蔽了、遗忘了。
二 我们发现，现代中国哲学领域的所有思想派别，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归根到底都有一种“民族文化情结”，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大致来讲，这种文化纠缠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显性文化纠缠

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哲学意味的，或许最初应该算是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然而这个派别的名称本身已经说明：他们不是哲学的派别，而是纯粹关于中西文化论争的派别。所以，我们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现代新儒家更富于哲学意味，甚至有学者说：“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尽管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广泛地涉及到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但哲学形而上学始终是它的核心和出发点。”这确实是事实。但是我想说的是，唯其如此，它就成为我们这里关于“文化纠缠”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在我看来，现代新儒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哲学思维受到了极大的困扰限制。

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开山人梁漱溟的代表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书名的设题开始就已经陷入了哲学与文化之纠缠之中。此书的论题，严格说来根本不是哲学问题；书中当然也涉及了真正的哲学问题，但只是作为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之优越性的“工具理性”而已：他真正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文化民族性问题，但又不得不为此设置一个宇宙观的话语背景。他的逻辑是：宇宙—生活—意欲—文化；最后托出中国文化的“意欲调和持中”这个最佳的“生活样法”。他的结论是：“重新拿出”中国的态度，改造西方的态度，排斥印度的态度。 梁漱溟的思路实际上是整个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的根本的思维模式：他们实际上是先有了关于中西文化优劣的价值选择，然后为此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据。这样的哲学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在这里不是被作为目的本身、而是被作为手段的。真正的哲学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