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3)
2015-06-05 02:31
导读：冯友兰先生的代表作“贞元六书”其实也是如此，其命名本身已经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贞下起元”预示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当然，在文化问题上，
冯友兰先生的代表作“贞元六书”其实也是如此，其命名本身已经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贞下起元”预示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当然，在文化问题上，冯友兰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就是把“共时”问题变成了“历时”问题：所谓“西洋化”，其实就是近代化。但是无论如何，他所关注的却是“旧邦”“新命”的问题。所以，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哲学问题本身来思考，而是选择了中国传统“新儒家”的理学来“接着讲”。而且，表现为哲学理性的“道问学”也只是他的表现为伦理思辩的“尊德性”的工具。他一面承认西方现代化的进步性，一面却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辩护：“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 这种不可变的道德，也就是儒家文化当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这种结论与其说是真正的哲学思考的结果，毋宁说是文化价值选择的结果。
熊十力被认为是正宗的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而他自称其哲学是“归宗《大易》”的：“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 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即便给“唯识论”加上一个“新”字，毕竟唯识论原本不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他的“文化情结”的必然表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的全部工作，简单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溃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显而易见，他的哲学是为他重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服务的。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学者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在研究哲学时，心中首先浮现出来的不是哲学问题本身，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语》《孟》《老》《庄》之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牟宗三先生在现代新儒家里据说是哲学造诣最深的人，但我们知道，他的宗旨乃是“为往圣继绝学”。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是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参照下进行的：西方文化精神是“方以智”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圆而神”的。我们且不说这种划分是不是确切，它首先就设定了中西文化天然对立的态势。我们不难看到，牟宗三的“哲学”中处处弥漫着中西文化的判然对立：生命与自然、综合与分解、礼乐型与宗教型、仁的文化系统与智的文化系统、“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的表现”与“理性之外延的表现”、治道与政道、道统与学统，等等。然后独断地认定，中国式的前者是可以“转出”西方式的后者来的，是可以转出民主与科学来的。如何能转出？他为此而煞费苦心地设计了所谓“曲通”、“让开一步”、“良知自我坎陷”之类。其实说到底，这些弯弯绕只不过是关于中西优劣比较的文化纠缠的产物。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中西文化各自都被阉割了，同时哲学问题本身也被遮蔽了。读牟宗三的“哲学”书，我们处处读到的其实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文化哲学家”虽然志在阐扬“中国哲学”，却无不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表达、甚至来思维。此即所谓“以西说中”，又所谓“失语症”。对于这种以西说中的做法，我们只可能有两种理解：如果他们坚持以为哲学是有国界的，那么他们的实际所为便是自相矛盾；如果承认哲学没有国界，那么就只可能是暗中承认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维水平确实比我们的更先进、更高明。
2．中国自由主义哲学的隐性文化纠缠
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历史事实：中国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起乃是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产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哲学一开始就是与某种“文化情结”纠缠不清的。他们的哲学选择，出于他们的“西化”主张；而其“西化”主张，则仍然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他们实际上持有这样一种逻辑，即：中国的国力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落后于西方；而中国的文化落后于西方，又是因为中国的哲学落后于西方。这种观念，在一位更早的自由主义者严复那里已经具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