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4)
2015-06-05 02:31
导读: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味妄自菲薄的。他们甚至认为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就是西方实验科学的方法,这正如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丁文江所
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味妄自菲薄的。他们甚至认为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就是西方实验科学的方法,这正如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丁文江所说:“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方法是一样的。” 张君劢曾指出:“適之推崇清代经学大师,称为合于西方科学方法。” 这位“適之”便是中国自由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胡適,他虽然主张“全盘西化”,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
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等等,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无知”“安贫守己”等等;但令人骇异的是,他却又主编《国学季刊》,大力提倡“国学”、“整理国故”。 这俨然是一幅“显性的文化纠缠”的模样了。
不过,总的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隐性的文化纠缠”。所谓隐性文化纠缠,是说他们表面上是贬低中国文化、崇尚西方文化的,但实质上这恰恰是出于其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关切。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各派人物其实具有一种共同的情结,就是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同理,隐性的文化情结也是理解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3.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或显或隐的文化纠缠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文化纠缠有时是很明显的,有时则是隐蔽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他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赞许,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运动之初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注意这里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根本思想”是否哲学?)。接下来他列举了三大差别:“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西文化两相比较,优劣自见。他次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伦理的觉悟”,实则是指的文化的觉悟,所以他在文章当中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国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当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陈独秀仍然纠缠于文化问题。当然,他此时的文化观已经有所改变,认为“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但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种“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思路,仍然主张“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他的态度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直到1937年,陈独秀还写了《孔子与中国》以继续发挥其文化观点。文化问题之于陈独秀,实在如影之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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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自1918年,开始系统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阅他当时的著述,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被他理解为“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这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似乎他这里所使用的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几乎同期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所谈的正是中西文化之优劣比较的问题。这是他文化观方面的代表作,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他后来作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其实是对他此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一次深度说明,并且跟陈独秀一样带有相当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他说,由于民族地理环境的不同,“人类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条件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嗇,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这篇文章的落脚点,仍然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其结论就非常明显了:竟然跟自由主义者一样是西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