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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5)

2015-06-05 02:31

这里我想提起一本久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书，那就是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此书恐怕应该算是最早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谈文化问题的专著，批评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章士钊的《农国辨》。然而此书最后一章“西洋是甚么文化之略略的解释”却总结道：“西洋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来解释，简单说，是偏于论理及干涉人的文化，不像中国文化那么注重名分、以尊卑上下贵贱等差之义为实行五伦的人情生活。其所以如此者有（一）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二）种族的先后兴起之遇合”；“（三）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这与上述李大钊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民族地理-民族经济-民族文化。至于这是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在值得讨论。

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通常被视为他的哲学代表作之一，但我们知道，它的主题其实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尤其是民族文化问题。此文是发表于1940年的一次讲演，原题便是《新民主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它的整理刊载，则是“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 而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的。可见文化问题是它的一个重点所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文章里提到的真正纯粹的哲学问题只有几句：“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而这几句话显然是为证明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真理性服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这是他对“新文化”的第一个规定。文中，毛泽东批判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同时树立了鲁迅作为“在文化战线上……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流露出在文化问题上的深层的民族情结。 毛泽东直到晚年发动了直接针对“文化”的“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三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是意味深长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人关于中西对比认识的一种历史性的“深化”：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这就是陈独秀之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谁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东西文化论战”；我想说的是，“东西文化比较”其实也是贯穿于近代、现代、当代的一个思想主题。至于哲学，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派别，即自由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语境中兴起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整个现代的思想文化、包括我们的“哲学”，都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的相继释放。那么，这场运动跟哲学是什么关系？陈独秀曾专门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这里唯独没有提到“哲学”。

这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丝毫没有哲学意味。其实，被学者确定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的“科玄之争”，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指出，科玄论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优劣之争；至少，这场论战的“哲学”维度仍然跟中西“文化”之争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所注定的思想走势，造就了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情结”。知识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其表现是这样一种逻辑：中西国势强弱的不同，是其文化的不同；而文化的不同，根本上是其哲学的不同。这种思维逻辑在严复那里已初露端倪。冯友兰也说过：“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并谈到梁漱溟：“他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其实这远不止是“当时”的问题，而是从近代到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的“文化情结”，唯其如此，中西文化比较以及一般文化问题一再成为学术热点。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至今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题。李泽厚曾指出：五四运动“这次论战涉及问题颇多，……其中好些还正是今天‘文化热’讨论中经常涌现的问题和论点；这次论战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在某些地方也并不比六十年后的今天逊色，其争论焦点便是至今并未解决的问题。”诚哉斯言！我们记得，伴随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还有一股“哲学热”，当时的青年无不侈谈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未能产生自己的纯粹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