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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6)

2015-07-19 01:12
首先，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同，它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也具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的一般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其以关注社会及其知识发展为职业，因而往往对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这是与其职业地位相联系的。近年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一方面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中国的回响，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也与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尤其是在社会中的职业地位直接相关。如果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斯还以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从而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动主体的问题以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理由，转向了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人群，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身为革命的主体的思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仅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尤其是脱离了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必然路径，它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除其早期的卢卡奇等人以外，都是以大学中的学者为主体，他们不仅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除了存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共同点，和致力于一种大学学院派的激进话语的构建以外，他们内部观点各异，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相结合的着眼点也各异，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是多种多样。他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学说进行研究，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这种态度实质上回归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识创造的老路。他们凸显“批判”，称自己的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对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文化现象具有启发的意义，但是这种批判只发生在瞬间，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偏转：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逻辑是导向实践批判的批判理论，主张的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才有后来的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左翼知识分子那种高调的“批判”是与实践上的无所作为相联系的，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功能，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决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批判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的一种和发展，但是它首先是一种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出发的话语体系，这表现在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异化状态，而不是马克思关注的资本主义的、对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的剥夺状态。因而其基本理论必然地发生了理论逻辑上的偏转：它关注的不是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异化感，首先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的现实的异化感及其认知。因此它并不导向实际的运动和实践（最多是1968年的法国红五月风暴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运动，而这一运动同时又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是全面地转向了大学的讲坛。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有其现实意义，是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力量，对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下，如果如中国的信奉者那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构建一个中国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那么其理论逻辑必然地不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导向否定；不是导向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例如汪晖先生的观点）的结论。这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逻辑是完全相悖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的历史境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新的理论趋向：新左派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某些学者的言说，表现为力图建构一个中国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一种民间的、反对的立场，这就有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地位，有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思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