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5)
2015-07-20 01:10
导读：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虽然在仁义论、人性论等问题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如，反对“义外”，主张“性善”等等，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虽然在仁义论、人性论等问题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如，反对“义外”，主张“性善”等等，但作为他思想核心的“四端”说可能此未形成。《孟子》“公都子曰”一章在记录孟子的“四端”说时虽然提到告子，但也有可能是事后的概括，尚不能作为“四端”说此时已经形成的证明。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对《孟子》“告子”一章理解有误，并非孟子用“四端”说对告子进行了批驳，相反，可能是与告子的辩论促使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不是相反。
[i]张秉楠：《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ii]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42页。
[iii]庞朴：《告子小探》，《文史》第一辑。
[iv]有关孟子《年谱》，较早的有元代程复心的《孟子（轲）年谱》，较著名的则有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孟子四考》、狄子奇《孟子编年》、崔述《孟子事实考》及近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罗根泽《孟子传论》等。
[v]此说最早由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提出，孟子生卒另有几种说法，大致有十年出入，但与我们这里的讨论不大，故不一一列出。
[vi]参见郭沫若《青铜·宋鈃尹文遗著考》、《十批判书·名辩思潮批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孟子弟子统考》，庞朴《告子小探》，其中以庞朴考辩最为详尽。
[vii]赵歧在《孟子注》中说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当亦指此而言，但他认为告子为孟子弟子，则有误。显然他未曾对告子详加考订，只是想其当然。
[viii]钱穆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前390年，与孙诒让出入较大，但其考订告子生卒为公元前420年——前350年，与此基本相同。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ix]钱穆《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秦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14—317页。
[x]《孟子·尽心上》“齐宣王欲短丧”，则孟子到齐国时，齐宣王即位不久，故孟子这次到齐国的时间分歧较少。参见狄子奇《孟子年谱》，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自梁返齐考》。
[xi]孙以楷指出《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的牛山位于齐国附近，以此推断孟子、告子的辩论是在齐国，但“牛山之木”一章是否即是与告子的谈话，尚不能肯定，故仍只能是推测。见其所作《稷下人物考辩》，《齐鲁学刊》1983，2。
[xii]关于“生之谓性”，参阅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卷第197页，《孔子前性字之流行及生性二字之互用与不互用》。
[xiii]《郭店楚简》中《六德》、《语丛一》等均提到“仁内义外”，学者对此已有涉及，但更为深入的讨论尚有待进行。
（三）
如果说仅从孟子、告子的辩论中尚不足以判定“四端”说是否形成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对孟子的游历作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端”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孟子》一书中容易确定时间的往往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各章，这些章节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抽象的人性，但在孟子那里，人性论与仁政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孟子提出“四端”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他宣扬仁政寻找根据，所以孟子在游说诸侯中是否涉及到有关“四端”的，便是判定“四端”说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据。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证，潭贞默《孟子编年略》云：“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实的，得到学者的认可。四十岁以前，孟子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孟子·梁惠王下》：“邹与鲁哄”一章可能是记载中孟子最早的活动了。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哄，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是正确的。根据这章的记载，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观看，不去救助。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孟子对邹穆公说，邹国的长官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于是他劝邹穆公“行仁政”。贾谊《新书》中记载邹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孟子这里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对如何施行仁政却没有具体说明，前人往往根据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的言论，以为孟子的“四端”说与仁政说是同时形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实际情况是，孟子的仁政说形成在前，“四端”说形成在后，二者是一种先后的关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虽然仁政说到孟子这里才到一个高峰，但“爱民”、“保民”的思想却由来已久，而“四端”说作为探讨“爱民”、“保民”的内在心理基础和依据，则是孟子宣扬仁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