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9)
2015-07-20 01:10
导读：如果说与告子的辩论是“四端”说形成的思想原因的话，那么，孟子周游诸侯，推行仁政则是他“四端”说的现实社会原因。“四端”说形成于孟子周游诸
如果说与告子的辩论是“四端”说形成的思想原因的话，那么，孟子周游诸侯，推行仁政则是他“四端”说的现实社会原因。“四端”说形成于孟子周游诸侯的晚期决不是偶然的，古代哲人尤其是儒家学者大都有积极的入世精神，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孟子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在诸侯各国的游历经历，没有目睹当时人民的苦难，孟子的“四端”说也许不可能提出来，或者是另外一种形态了。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封建贵族兼并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以孟子曾游历过的魏国为例，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上》）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即便如此，那个自称“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的梁惠王还念念不忘继续发动战争，“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同上）根本不以涂炭生灵为戒。连年的战争，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因此，孟子的“四端”说决不是来自书斋里的玄思溟想，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和思索。《说文》云：“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实表示因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在下面一段中，孟子则把“四端”与先王的“不忍人之政”联系起来，把它看作“不忍人之政”的先决条件：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段言论上引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思想上相近，可能属于同一时期。孟子认为“四端”是人人具有的，这就决定了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能的，能不能最终实现，则取决于个人态度如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那些不行仁政，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人，一定是“自贼者也”，是不配称做人的。可见，孟子的“四端”说既是对统治者的热切呼唤，又是独夫民贼的激烈批判，他把仁政寄托在统治者的“恻隐之心”上，在今天眼光看来，可能有空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始终不绝如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i]狄子奇《孟子编年》云：“平陆为古厥国，即鲁之中都。在今汶上县，与邹相近。”列之平陆于见邹穆公后。一说平陆为齐国边境邑名，之平陆为孟子自齐返鲁后事。（孙开泰《孟子事迹考辩》《中国
哲学》第十辑）但为孟子活动的早期则是可以肯定的。
[ii]钱穆《宋偃王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先秦诸子系年》第317页。
[iii]钱穆《靖郭君相齐威王宣王湣与王不同时辩》，《先秦诸子系年》第342—343页。
[iv]参见李学勤：《“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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