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翻译与对话(4)
2015-07-29 01:19
导读：对历史的有效性的意识使伽达默尔发展了“视域”和“融合”的概念。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历史意识”声称（像古典解释学那样），在理解中，存在两种
对历史的有效性的意识使伽达默尔发展了“视域”和“融合”的概念。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历史意识”声称（像古典解释学那样），在理解中，存在两种独立的视域。一是现在的视域，一是过去的视域。为了达到对流传物的理解，理解者需要放弃现在的视域，进入到过去的视域。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在理解的效果历史中制造“鸿沟”的做法。“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31]他明确承认：在理解中，只存在一种视域，那就是现在和过去融合后的视域，是超越了当下边界的更大的单一历史视域。把效果历史理解为视域融合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译文的意义是视域融合的结果；第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视域而达到对原文意义的重新理解。
三、“对话论”超越相对主义了吗？
文本的真理作为文本自身意义的显现，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真理对自己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的承认。“倾听流传物并使自己置身于其中，这显然是精神中行之有效的寻求真理之途。甚至我们作为学家对流传物进行的一切批判，最终都是为了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处身其中的真正的流传物。条件性并不是对历史认识的妨碍，而是真理本身的一个要素。如果我们不想随意地陷入这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这种条件。”[32]当我们追问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陷入解释学境遇的樊篱之中，陷入真理的条件之中。偏见、传统、权威、效果历史、理解的结构，使得我们往往在对文本意义的认识上达不到一致。
任何人都无法宣称对文本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作者也不例外。施莱尔马赫相信，我们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家作为解释者，并不比普通读者有更大的权威性，通过语法的和心理的理解，解释者能够捕捉到作者在作品中无意识表达的东西。费希特、康德也持类似的观点。伽达默尔承认解释者与作者相对于作品来说处于同样的层次，但如果从视域融合的角度看待对文本的理解，作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和其他解释者与文本进行的视域融合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对文本意义的分有。“理解不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33]不同的视域融合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都包含了真理的特定方面，因而只是“不同”，谈不是更好或更差。“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34]认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立足于科学真理与精神科学真理的区分。“过去一个世纪中精神科学的虽说总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榜样，但它最强烈、最根本的动力却并非来自这种经验科学的光明大道，而是来自浪漫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35]自然科学真理要求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而精神科学的真理则没有这种要求。在精神科学中，不存在终极的和绝对的真理。对伽达默尔来说，承认精神科学中存在绝对真理还意味着一种危险：它会导致不宽容和宗教狂热。自然科学的不能保证精神科学的真理。精神科学的真理还须精神科学的方法达到。
承认真理的不确定性，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是否就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呢？伽达默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至少有两点理由：
首先，文本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对伽达默尔来说，解释和翻译并不仅仅包含对一篇文本的理解，而且还包含对文本主题的理解。解释者和翻译者如果对文本所谈的和症结缺乏整体的理解，那么他显然不能理解文本说的是什么。“利用不可穷尽的多样性反对作品的不可动摇的同一性的做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针对姚斯的接受
美学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应该说的（在这点上，这两个人的观点比较接近）。坚持一个文本的意义同一性既不是向一种古典主义美学的已被克服了的柏拉图主义的倒退，也不是在形而上学中的偏见。”[36]文本的统一性是自身存在的，并不是强加的，也不是靠强调解释学处境就能解构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意义之间没有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该由更大的语境决定问题。”[37]和德里达不同，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可靠的，它引导着历史视界和当前视界的不断融合，而这种融合总的来说是围绕着文本的主题和整体意义进行的。“我们能相互理解，是通过我们相互谈话，通过我们常常偏离了谈话题目，但最终又通过讲话把话中所说的事物带到我们面前。”[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