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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神话与政治之间(2)

2015-08-02 01:36
　　在生死和灵魂拯救问题上，僧侣知识的精神权威似乎是最不可能被制度化的。但它却经历了历史悠久的制度化形式。僧侣阶级以及它的前辈祭祀阶层，并不只是关心人类灵魂的拯救与归宿问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已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制度化使这些知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灵魂拯救的知识变成了精神统治的知识。并且，变成了进行社会统治的知识。关于灵魂问题的语用学变成了权力修辞学。祭祀仪式、祭器与仪轨不仅与神灵的等级有关，更直接地体现出祭祀者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礼"之初虽然起源于远古社会的祭祀活动，"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所以事神致福，但犹如章太炎《检论》中所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礼由最早的宗族制度内部扩展到生活中，成为一套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乐知识的秘密和其充满严格禁忌的仪轨只有祭祀阶级才能掌握。在古代，巫觋不仅是每个宫廷中的成员，而且帝王就是"巫"或祭司阶层的首领。帝王才是最大的祭祀者或大祭司。这就像在现代历史上革命政权的领袖同时总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精神导师、最具权威的思想家一样。只有他才能掌握着最高神意（不论是原教旨的主义、历史还是人民意志）。知识-真理的具体发生了改变，然而作为权力的语用学的功能仍然一脉相传。
　　与祖先和神灵沟通媒介与沟通手段的独占、以礼为核心的祭祀知识的独占，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以及他们所配享的财富。因而祭祀阶级最痛心"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意味着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破产，以及建立在这些知识之上的制度的破产。礼崩乐坏是一个历史过程，对礼乐或对祭祀-政治制度的破坏与批评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古代印度严密的种姓制度内，也存在着对社会的最高等第的批评，顺世论派哲学家的谴责是："婆罗门（即祭祀阶级）在这里为死人举行了一切祭祀仪式，但无论在哪儿都不会结出功果：这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吠陀的三个作者是小丑、无赖和盗贼。"[1]然而在以祭祀和僧侣知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内部，要出一种如此清醒的批判精神是困难的。在为了控制人们的灵魂、并通过对灵魂的控制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而迫切需要编造神话与秘密知识时，哲学家很难去发展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想。因为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带有神学和宗教性质，这种祭祀-政治制度怀着恐惧看待那些不顾经典而坚持思想的理性逻辑的哲学家。这些立法者会把这些哲学家与危险的异教徒联系起来。印度古代最重要的立法者摩奴说："吠陀叫做经典，律书叫做法典，两者在每一方面都超越弥曼差（理智的）的视界。"《摩奴法论》（或译《摩奴法典》）规定：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如果依靠"因明论"（即逻辑）的力量违背经典与法典，将被逐出上等社会，逻辑家与异教徒、制度越轨者、伪善者统属异类，一个正人君子甚至不应与之交谈。
　　逻辑家是指那些胆敢运用理智、运用论证与论据怀疑经典权威的人。祭祀知识如同礼法一样是一种神秘的知识。它通常被认为是神授或天启的知识，至少也是神圣的和圣贤的知识，因此它本身就具有权威性。这些经典与法典是只能注疏与解释，而不能进行反证的真理。
　　这种神秘知识的制度化的破产，使得生死和灵魂拯救的存在再度变成个人的事情。当然，关于死亡和灵魂拯救的问题是否真的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个人是否能够承担是另外一回事。通常人们所感受到的是获得了自由与解放的体验，是世俗幸福的权利。
　　僧侣阶层的知识是最明显的具有伦理特性的知识。这些知识中巫术的部分或已经消亡或部分地传递给了，而其中的宗教部分也同样是部分地消亡、部分地传递给了人文学科和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也依然是诗歌和存在论的一个主题。只是现代里这些僧侣的学徒（或巫师的学徒）已经生不逢时了。或者说，在宗教衰亡之后，作为僧侣的学徒的人文知识者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一神教也罢，多神论或神论也罢，当上帝或神灵隐遁，神灵的祭祀阶层或僧侣的学徒也该失业下岗了。很显然，只有神灵才是生死和灵魂拯救者，僧侣或巫师的学徒只是一个话语的转述者，传递神喻或代人向神灵祈祷的一个中介者，是神灵与人类之间的话语沟通者，在他继续传递神喻时，神灵已经死去。这使他在现代这个祛魅后的社会里丧失了合法身份。继续"传递"有关生死和灵魂拯救信息的僧侣的学徒现在成了假先知，他已经失去了预言、启迪和给予有益的教诲的能力。尽管现代社会的诗人和存在论哲学家仍然在做僧侣的学徒的工作，但无论怎样都无法掩饰其工作的暧昧性和话语的模糊性。他的位置、功能和话语都是一种僭越。他企图谈论的东西总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神喻成为一个秘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是他的言谈方式是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