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在神话与政治之间(5)
2015-08-02 01:36
导读：革命者或解放者与启蒙者不同的是，启蒙者在启蒙了人民之后丧失了自身的权力，使理性形式化和制度化，把道德、把真理、正义变成制度化层面的问题。
革命者或解放者与启蒙者不同的是，启蒙者在启蒙了人民之后丧失了自身的权力，使理性形式化和制度化，把道德、把真理、正义变成制度化层面的问题。启蒙者的知识和崇高理念变成了人们的平淡无奇的常识、化为日常生活的习惯与规范。光辉的启蒙运动之后，伟大的启蒙思想变成了"合理化、科层化"的现状，为一套制度化的官僚程序所替代，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资本自身的运营。那些从西伯里亚或从库页岛以及类似地方潜回的反叛者，不喜欢这样的资本现实，革命者尤其是掌了权的革命者，把制度化问题再次转移到道德层面上，变成意识形态，变成绝对的真理，并且占据着真理的解释权。而无论如何他们自己都是道德的楷模和德行的化身，因而牢牢地行使着绝对的权力。在一个时期内，人文知识被彻底意识形态化，并且因此变成了权力的修辞学。从西伯里亚回来的流亡知识者把他们统治的整个世界变成了"古拉格群岛"。在最好和最善意的想象中，这个进行夺权和掌权的知识集团，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家-国王，他们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能够设计一种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权宜的谎言，一种高尚的谎言，以便我们可以劝说全，如果可能的话，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接受它？"而柏拉图的解决之道与革命者在两极相遇，在《篇》中，哲学家钦佩地回忆起埃及祭祀者的文化，文化与道德的典范已经展示在庙宇中，古代圣歌和官方的圣乐所具有的律法作用。
这是一种东方化的启蒙和东方的革命。作为启蒙与革命，它打破了的连续性。它也断绝了权力从上天而来的观念，权力统治不再是奉天承运，而是来自于民意。但革命与启蒙不同的是，民意并非是理性的公约，而是通过道德完美的人格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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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古老民族的历史宿命。人们并不信赖抽象的理念或形式化的理性，而更喜欢道德或社会正义等理念的人格化形式。形式化的理性或制度化的理念，似乎是枯燥的逻辑课程或乏味的法庭辩论。而理念的人格化则包含着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叙事与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更深刻的连续性，虽然革命本身似乎是历史连续性的断裂。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它的道德化和进一步地崇高化，使这种理念更接近理念的神格化而不是理性的公约。社会理念的制度化和社会理念的人格化，形成了两种彼此不同的体制。而今，理性的制度化似乎日益完善、定型，革命后的把社会理念人格化的东方世界正在试图从人格化的破产中走出来。
人文知识传统承担过各种不同的社会伦理功能。知识人曾经是祭祀者、立法者、拯救者，也充当过启蒙者、解放者与革命者。这些活动中诞生了不同的社会人文性质的知识。或致力于灵魂的拯救、道德的教化、社会的改造、人类的解放。这些知识谱系虽然互相敌对与相互颠覆，但它们都承担了在一个社会中的伦理功能，引导了知识的诞生。而现代知识活动则非常合理地取消了知识活动和知识者的这种社会伦理承担的荣耀与高贵，取消了它的社会伦理功能，或者说，使它的功能减低到最微不足道的程度。尤其是灵魂拯救的失效、解放事业的破产，使得个人道德目的和社会伦理目标变成了一种笑谈。对个人来说，没有灵魂只是肉体，对个人与社会来说，基本冲突是利益而不是真理。各种各样的神学问题变成了彻底的世俗问题。知识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知识不是礼而是力，知识是力量而不是道德。知识人茫然四顾，无计可施，无用文之地，也没有雄心壮志。他的祖父辈，即祭祀者、僧侣和巫师的事业，他的父辈的启蒙与革命事业，在一个日益合理化和技术统治的世界里，都已经成为他失去继承权的不合法遗产。在这样的时候，他只能掉转一下马克思的雄心勃勃的哲学命题：哲学家们总是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哲学家要改造世界就只有变成柏拉图的"哲学王"或变成革命者与反抗者，他们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的知识祖辈与知识父辈都曾经致力于按照一种知识理想去改造世界，而那是一种没有被充分解释的知识，和一个没有被充分解释的世界的悲剧式遭遇。现在，这个失去继承权的知识人发现，（人文）知识的功能在于解释世界，以及这种解释活动所带来的理解上的自由与宽容精神，和一点点别的小小乐趣。只是在他遭遇到道理并不复杂、解释也并不深奥、但要按道理去做却无比困难，而且几乎无理可讲时，他的以智慧聊以自慰的小小乐趣就烟消云散了：智慧的快乐在良心的苦痛面前只能体会到的是内疚：他的知识既不能提供神话式的安慰也更不能提供行动的力量。他的知识前辈已经滥用了知识功能，而今他这一代人必须以无为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