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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5)

2015-08-26 01:37
导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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