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6)
2015-08-26 01:37
导读：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Giddens,AContemporaryCritiqueofHistorical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代理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