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道德困境建设新华伦理(3)
2015-08-27 01:01
导读：人们记忆忧新的是，在“文革”极“左”时期，伪崇高的圣德变为常德，当人们天天把“斗私批修”、“灵魂革命”挂在嘴边，将人们实际上作不到甚至连
人们记忆忧新的是，在“文革”极“左”时期，伪崇高的圣德变为常德，当人们天天把“斗私批修”、“灵魂革命”挂在嘴边，将人们实际上作不到甚至连倡导者自己也不想作到的圣德作为常德推行时，恰恰使道德约束普遍失效，使道德从自律规范变成律他规范：无论自己道德品格如何，人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崇高道德要求并批评他人。结果，崇高变成崇高者的墓志铭，卑鄙却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因此当“文革”结束后，伪崇高道德体系一旦瓦解，整个社会便失去道德支撑点。尤其在市场经济导致人性觉悟提高和生存资源丰富情况下，没有西方原罪宗教精神和个体自律意识约束，又冲破传统宗法“迷信”道德观念束缚、彻底“唯物主义”了的中国人，道德良知失去了约束作用：天打五雷轰都不怕，这年头还怕谁？于是一些人的行为动机一下子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滑到千方百计为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日益猖獗。极少数一辈子“大公无私”的老干部，甚至一下子蜕变成“大公皆私”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贪污腐化分子！但这时，我们的道德建设却依然停留在抽象高标准上，希望用崇高的理想道德楷模约束全民道德，甚至把道德的板子打在那些行为并不崇高但遵循常德的人们身上。结果，恰恰将现实中最需要划清的道德与缺德、守法与违法的界限给混淆了，使道德的调节功能失效。因为既然大多数人并不能实行圣德，彼此彼此，形不成道德压力，反而使常德无人遵守，使好人无所适从，使缺德不受谴责，使恶人愈加肆无忌惮，甚至得到道德鼓励──种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醒世名言”流行便是例证。这便造成前述那种道德是非颠倒、恶人受道德保护而好人却受道德讥讽的怪现状！如果道德只是使那些获得重奖的专家在众目暌暌之下为是否应请客是否应捐献爱心而焦虑，却使那些擅权受贿者心安理得地成为人们普遍歆羡的对象，甚至使那些明火执杖的匪盗行径也要由好人承担责任──为什么不学习英雄与之搏斗？──这样的道德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起怎样的作用不是十分令人担忧吗？如果我们的德育教育也只是让人们树立崇高道德理想，却不去培养人的日常的道德良知和善良品格，去培养爱人之心，甚至连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的非道德倾向都不能制止──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竟普遍存在着高年级学生勒索低年级学生的犯法现象──这样的道德教育前景不是同样令人十分担忧吗？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一些同志依然将道德滑坡的原因归结为圣德倡导不够，不断开出“呼唤崇高”的拯救道德药方⑤。这背后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人们只要具备圣德，便自然会具备常德；对崇高的呼唤和倡导，最起码也会有利于常德建设。但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常德与圣德分属道德的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生成特征。常德通常是共同道德规范，可以为不同阶级抽象继承或共同认同，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圣德则可能是价值取向尖锐对立的；常德需要在道德自律他律文化环境中长期培养，而圣德有时却可以凭“觉悟”超越常德而具备──那些献身伪“崇高”的人完全可能是出于愚忠，并在“崇高”的名义下干出丧失良知的坏事来。人类近代史上最可怕的恶都是在伪“崇高”名义下干出来的，这并不偶然。因此，真正能对恶对“流氓”“痞子”行为起道德约束作用的，只能是常德而不是崇高。道德乌托邦建立在常德基础上，或许不失为美；而在礼崩乐坏的世道中鼓吹，却可能导致恶的泛滥，使现实道德水平离崇高越来越远，离丑恶越来越近。因此，我的结论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全民道德启蒙教育，加强常德修养，使公民普遍具有自律守法意识。在和平建设时期，若能建设一个人人遵守常德，个个自觉守法，真正“路不拾遗”的社会，不正是我们理想的道德境界吗？这不是比涌现出多少个见义勇为英雄更为崇高的目标吗？这是真正崇高的道德目标，也是真正艰巨的历史任务，因为我们下文将论及，这种现代常德规范是有着特定内涵是需要进行专门教育或普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