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2)
2015-09-04 01:05
导读：倪君认为音译有时的确是个选择，同时也举出了一些有生命力的音译，引称玄奘定出的五种可以考虑音译的情况，其中有一种是“原先没有的物名”。的确
倪君认为音译有时的确是个选择，同时也举出了一些有生命力的音译，引称玄奘定出的五种可以考虑音译的情况，其中有一种是“原先没有的物名”。的确，典型的名称可以音译，因为名称没有含义，就是说，和其它语词没什么概念联系，所以多数论者认为名称不算翻译，只算不同写法。不过，即使物名，大多数仍然会采用意译的办法。我们虽有“坦克”“引擎”，但“汽车”“火车”“飞机”“冲锋枪”这样的语词却多得多，因为大多数器物的名称，虽然不能反过来用来描述其它事物，但它们却是从描述语转成名称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名称也有一种“理解”，而且这些名称因此才好记。初期的大翻译家严复经常采用音译的办法，例如“版克”“劳叶尔”“锡特”，这些词几乎没有留下来的，而被“银行”“律师”“城市”取代。至于概念语词，非万不得已，更不宜采用音译了。
当然也有一些概念性极强的语词，如“逻辑”，其音译居然存活下来，倒有点奇怪，我像倪君一样，不知其所以然，而且颇希望能在这方面作些探讨。不过这样的语词其实不多，因为像“逻各斯”、“埃多斯”这样的音译，并不属于此列。倪君指出，这类词“大都并不易为大众所理解”，不过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毕竟大都是些生僻的专业用语”。我觉得这有点轻描淡写。有些音译，似比倪君设想的更为生僻；我虽与倪君同行，像“埃多斯”这样的译名，读到也要猜度一番。一个音译不为大众理解而留存下来，提示出这类译名的某种特殊身份：它们通常只是我们加以讲解的，而不是我们用来讲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虽然留存下来，却仍然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几乎只有在介绍西方思想的书里才会出现“逻各斯”，即使这时，多半也是在讲解“逻各斯”，而不是在使用这个词讲解别的概念。就此而论，这类词竟在另一极端上是些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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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语言的对应分很多方面很多层次。一个词对一个词，一句话对一句话，甚至一种句子结构对一种句子结构，成语对成语等等，都是翻译家愿意作到的。但既然是两种语言，就不可能处处对应，字面上对应了，韵味却对不上，传达出了影射的意思，所用的比喻却两样。这是翻译的难处，也是翻译的乐趣。翻译家上下摸索，希望方方面面都对得贴切。但在这方方面面中，最需重视的，是字面的对应。
单就“达意”来说，解说和改写有时比翻译还要准确。两三句话，翻译过来，可能很费解，前缘后果都讲上一番，意思就清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翻译呢？恰因为翻译讲求字面上的对应。相对于句意和通篇旨意而言，字面的意思要确定得多，翻译的本职就在于从较为确定的所在出发去寻索无论什么玄思大义。
这几十年流行解释学，常听有人主张解释并无共同的标准。“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太广了，人们有时会把一个解释领域的特点不加检验就外推到另一个解释领域。一首诗的领会，未必能求一致，但这首诗里肯定有些字是有“达诂”的。翻译要尽可能守住字面，守在比较能取得一致看法之处。这点道理，苗力田先生在亚里士多德中文版全集的序言里讲得很透彻：“我们生也鲁钝，对于自己的发挥会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斯它吉拉哲人的原意，没有多大的把握，所以谨约严守本文，宁愿把本文所涵容的广大思辩空间保留下来，奉献给捷思敏求的读者。”
翻译的这个特点，是其它形式的介绍取代不了的，所以，好译难译，总有人会去翻译，有人会读翻译。
守护字面，就难免拘泥于字面。然而，翻译即使有点生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字害义，也要尽量坚持形式上的一致。这有点像仪式、法规一类。法规原出自情理服务于情理，但法规服务于情理的办法，和就事论事不同；法规一旦建立，哪怕在某些事例下不尽合乎情理，也要照规矩办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所谓硬译意译，就依在何种程度上拘泥于字面来定。硬译到何种程度，受很多因素影响：原著的内容，译者的目标，两种文化之间的熟悉程度。但一般说来，硬译包含对异族文化的较多尊重。罗马人最早翻译希腊文，以硬译为主，后来越来越倾向于意译，甚至把希腊人读起来拗口的希腊文也译成流畅的拉丁文。圣杰罗姆的话颇能代表罗马人后来的态度：“译者把思想内容当作战俘，以征服者的威权，转送到他自己的语言中去。”罗马的确征服了希腊，不过罗马文化不但从来没有征服希腊文化，而且在希腊文化的光彩之下格外黯淡无奇。到了近代欧洲，情况反过来，先流行的是意译，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广泛出现硬译。研究者早就看到这是和当时生长起来的文化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因而都主张尽多体现原著的各方各面，包括生硬的风格在内。他们都主张译者要把读者带向原著而不是把原著带向读者。当然，这些见解都发表在精神品质最坚强的年代，在我们这个讨好读者的时代听来就显得相当生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