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8)
2015-09-04 01:05
导读：翻译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但我们不能总把学习比喻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吸收”过程。别人的长处，多半不可能剪贴到自己身上。但深切体会别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但我们不能总把学习比喻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吸收”过程。别人的长处，多半不可能剪贴到自己身上。但深切体会别人的长处，仍有助于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优良的品质，虽然原则上不可能整理出一个普遍有效的促生机制。一个译名是否有益于拓宽加深汉语的概念内涵，不能单纯用这个译名是否成为常用汉语词汇来判断。当然，流行起来的语汇，既然流行开来，就或多或少地直接改变了汉语。至于汉语因此变得更健康丰厚，还是变得庸俗软弱，竟不是译者管得了的，而端系于使它们流行起来的土壤成色如何。流行与否，和最切实地疏通原文义理则更少联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译名最好还是专注于适合疏通义理。是否流行，是语词自己的命运。
无论什么译名，都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起到语词的作用，它必须和固有的语词取得联系。融入日常语汇，只是种种联系之中的一种。使用原有的语汇来翻译，也只是其中一种。有些译名，虽然始终陌生，却可能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带来新的生机。
当然，我绝不赞成滥造新词。不得已而营造的时候，则须尽心营造义理上通顺形象上可感的新词。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迫于无奈采用过甚至制造过不少怪异的语词，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用到它们。有人却很喜欢用这类怪异的语词来写文章。但若这种文章只是用了语词而什么都没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些语词真正得到使用了，已经进入中文了。看到我率先采用或制造的语词，写在文章里，怪里怪气的，真个诚惶诚恐，好像自己是始作俑者。其实，这些并不大舒服的语词，主要是起车乘的作用，并非邀请人们在其中安家。我们有了车，出门就方便了，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家安在车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译名统一问题
倪文中有一句说：“选择译名与理解思想一样，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落入随意，故而存在着一个讨论的基础”。这原是老生常谈，不幸今天却不得不重提。论理的文章，不再像论理，倒更像明星登台那式的“自我表现”，不管别人对不对，但也不管自己对不对，只要是表现了一番就好。结果难免像昆德拉所说的那样，表达真实自我所依赖的共同生活瓦解以后，每个人都在表达他抠鼻孔的自我。
本文的主导线索是同一外文词的译名是否一贯，而倪文则侧重不同译者之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的确，翻译主要为了不大能读原文的读者，同一个原文，你这样译，他那样译，的确有时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翻译海德格尔的人主要读原文，最多读一点中译作辅助，所以尽管手上在翻译，心里竟可能忘了读译文的人。我最初是靠中译本读西方哲学的，颇为译名混乱苦恼过。就是今天，读到“符码”“指号”“指码”“语话”这些词，也常猜不出从什么词译过来的。
倪文指出我随熊先生把verstehen译作“领会”，就易产生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接近边界情况。Verstehen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译作“领会”实在不错，而且也可能把这个译名带到一般的上下文里。不过，它在哲学著作中通常已经译作“理解”，而且在海德格尔著作中译作“理解”还是“领会”也非优劣判然。所以似乎可以考虑与通常译法统一起来，把它改译作“理解”。
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工作的情况的确不如人意。译名混乱只是一例。倪君觉得前景不容乐观。乐观悲观多半无法讨论。但我想就此补充几点考虑。平心而论，十几年来著力于这项翻译工作的学者，本来西文中文西学中学的底子都不是很厚，上一辈学者由于
政治环境等等也没有给我们创建好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规范。我们忙着补西文补古文，来不及在同行之间交流，难免弄成各行其是的局面。现在的局面已经有点改观。大量的译文已经摆在那里，无论质量高低，总使我们的讨论有了材料。理解方面，也有些提高。近来出了几本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专著，都信实可读。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我们能像倪君这样多作些具体而微的讨论，未始不能找到更广泛的共识。我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诸译者之间的完全一致。如果两个译者确经深思熟虑而各自仍坚持自己的译名，那么很可能实际上是两个译名并存更合理。这种情况不会很少，但也不至于多到让读者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