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踪迹(8)

2015-10-17 01:04

导读：胡健在《后现代、文化产业与超美学》中认为，后现代是当代西方一个复杂的现实话题。在所谓"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的在众伟媒及艺术的品格特征等问

胡健在《后现代、文化产业与超美学》中认为，后现代是当代西方一个复杂的现实话题。在所谓"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的在众伟媒及艺术的品格特征等问题上，鲍德里亚、凡蒂莫等后现代作家提出过重要的见解，这对我们解读西方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大利思想家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中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17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组成方式。这种态度假定了一个中心的存在，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事件被聚集和有序地排列起来，人类的历史被视作是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理想的不断完善，从而要求把历史看作分阶段线型发展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提出"历史终结"的看法。在《类像与仿真》等著作中，他把"历史"视作现代性的根基与灵魂。后现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它对意义进行广泛的解构，相当于先前对现象的解构。后现代不承认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后现代，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的形式，它不断变化出一些新的排列组合。就艺术而言，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的功能都告枯竭；就理论联系而言，它自身也枯竭了。所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各种可能都走到了极致，世界销毁了自身，它解构了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还能做的就是玩弄碎片。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后现代话语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在我看来，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学术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失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分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梳。

首先，政治权力话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本质主义的一元论，相反是可以分层的：从政治权力角度来说，前现代是封建社会，所以很多指责据此而来；现代是资本主义，我们忘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在批判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今天有人说，我们要抛弃前现代封建主义，大步流星、毫不批判、毫不保留地进入现代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同样，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后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它不再是"殖经济"，不再是"殖民"，也不再是"殖地"，但是它"殖心态"，即后殖民心态、后殖民文化、后殖民语言。因而应该从政治权力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