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7)
2015-12-08 01:08
导读：度，而是以此缓和放任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于是，正义理论由"交换的正义"发展为 "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接
度，而是以此缓和放任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于是，正义理论由"交换的正义"发展为
"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分配的正义"观，他们在强调自由
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正义的问题。正义，在当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公道"或"经济
平等"这样的说法，它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中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理念。早在
二0年代初，张君劢就明确地提出：
吾以直捷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
-----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
如果说"个人自由"是政治领域的中心概念的话，那么"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
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社会公道是必须的？张君劢等所依据的，正是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边沁、密尔等的功利主义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活动
当以人类的幸福为前提。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
人类，以致对内造成阶级斗争，对外酿成国际大战，乃不足取也。中国虽然
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一样，仍然还是苦于资本的不发达，贫乏还是最大之患。
然而，生产的提高、效率的促进，必须以不有亏于公平和自由为前提。关于这一点，
张东荪特别强调：
必须在不丧失公平与自由之范围内来提高效率，促进进步。因为没有自由，则
国家便常在变态中；纵有效率得不得真进步。没有公平尤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我们
所求实在正态中的进步，而不求那些变态的效率。
中国自由主义对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问题的强调，不仅是因为对西方资本主义
理性反思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敏感回应。根据吴承明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895-1913年期间，是初步发展时
期；1914-1920年期间，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920-1936年期间，是资本主义化的
时期。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刚好在这资本主义化时期出现，绝非偶然。
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大幅变迁，主要发生在1914
年以后，从1914到1936年，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经
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
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
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
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
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蔽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如果说在1936
年以前，由于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程度的话，那
么，到四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而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
恶化，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
困化，另一方面，在这普遍的贫困之中，上层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的权力，大发国
难财，严重的结构性腐败令少数权贵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稀缺资源。这样，社会的
公道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
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抓住了公正这面旗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
持和呼应。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及时地回应底层民粹主义的要
求，高举平等的大旗，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上风。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回应"社会公道"的问题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共产主义几乎处于同一
起跑线上，在五四时期，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尚未分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曾经是
他们共同的理想。到二0年代初，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双方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