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8)
2015-12-08 01:08
导读：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实现"社会 公道"，而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问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实现"社会
公道"，而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问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呢，还
是像英国的费边社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通过温和的立法方式加以解决？不
过，当时在二0年代初，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张东荪等虽然对社
会主义心向往之，但依然接受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资本发展还远
远不够，社会主义还是将来的事情，目前只能进行一些劳动者社会福利的改良。三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化在中国的深化，张东荪、张君劢等越来越重视
对重建社会正义秩序尤其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国家社会党的纲领性宣言《我们
要说的话》中，具体提出了改善劳工生活、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工厂立宪制、国家
租税的确定必须能藉此达到社会的经济公平等主张。到四0年代，当社会的
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空前尖锐之际，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
都将社会公道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萧乾
在那篇为《大公报》所撰写的社评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由主义与19世纪
的自由主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政治民主必须与经济平
等并重，公平尤其是一个难能的德性，因为它可以削减和剥夺特权者的既得利益。
因此萧乾主张在经济上公用事业国有，在财政上实行课富的赋税政策。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
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
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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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比如社会所
有、计划经济、
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权益的落实等等，而缺乏从学
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
以为象自由、平等、正义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恰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
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
码的认知。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类似罗尔斯的排序问题，即在安排一个社会正
义秩序的时候，不得不对自由、平等等价值作出辞典式的优先性排列。这就使得他
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象当时一
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来清点他们
的思想遗产时，不能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合理
的社会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
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
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
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方面，他们无疑与西方的思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是
在他们的基础上，殷海光等五0年代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有了更深刻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思索。而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使到半个世纪以
后，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地嚼咀，因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与公道"的问题，依然是一个
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注释：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作品集》，集11。
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