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6)
2016-01-16 01:00
导读：尽管我意识到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困难，但是，许多年，在把逻辑（和数学）描述成经验性的这一点上，我也追随过奎因。对奎因来讲，这一点并不和相
尽管我意识到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困难，但是，许多年，在把逻辑（和数学）描述成经验性的这一点上，我也追随过奎因。对奎因来讲，这一点并不和相对于传统的经验主义者--例如约翰·密尔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数学直接关注感觉或物质的世界。奎因非常高兴地设置了这样一个世界：这里，分别存在着一些数学客体，诸如集合、函项、数。在这方面，他是一名蹩脚的柏拉图主义者。但在这里，奎因与歌达尔之类的更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者分道扬镳。这意味着，设定由抽象实体构成的不同世界的存在，这一点，最终会通过这一世界里的设置本身的效用，而得到证实。根据这种看法，我为数学认识论里奎因的所?quot;不可或缺性论点"作出辩护。这种论点认为，接受数学的理由，显然在于，在毫无疑问属于经验性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里，数学不可或缺。甚至
逻辑学也是经验性的（就出于经验理由可以修正这一意义而言）；关于这一看法，1960年，物理学家大卫·奉克尔斯坦曾奉劝我说，对量子
力学最好的解释，涉及到抛弃传统的逻辑法则，也即命题逻辑的分布定律。这一观点最初由量子力学最伟大的权威之一约翰·冯·纽曼提出。我认为，正如欧几里得几何学被广义相对论所推翻(被揭示在经验上为假)一样，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结果也变得在经验上为假，同样，也由量子力学所推翻。（由于一些不可超越的技术困难，我不得不放弃借助冯·纽曼的逻辑学去解释量子力学的想法，不过那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我于1965年离开马省理工学院，进入哈佛哲学系。尽管哈佛的每一位同事都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但我倒想特意说明三种趋势；这三种趋势在哈佛哲学系里仍然具有代表性，我也相信，它们对整个哲学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分析"哲学）至关重要。其中有一种趋势，实际上与一个人，即奎因的哲学重合在一起。同样的情况对于第二种趋势也成立。这基本上是指约翰·罗尔斯的哲学。第三种趋势，不得不提及到，在哈佛，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具有的持续不断的兴趣。这这种趋势在我加盟的时候，至少在系里有三位代表：罗杰斯·阿尔布里顿、斯坦里·卡维尔，以及布尔顿·德里本。我准备谈谈这些趋势，并逐个加以描述。 奎因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我已经谈过奎因拒绝分析与综合之分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认识论的"自然化"对于美国分析哲学变化着的形势所带来的冲击。他的"翻译不确定性"的著名学说，也至关重要；并以《词与物》一书作过辩解。就奎因辩解时所采取的极端形式而言，这种学说意味着，任何语言项目所指涉的东西都是无稽之谈。首先，这一学说发现了几个变节者（大多数科学实在主义者，事实上，都明确摒弃了这一学说），不过，这一学说有一种形态，后来得到多纳德·大卫森的捍卫，并且得到布纳德·威廉姆斯（审慎的）赞同。奎因的第四条学说，不管怎么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特别在美国，引起分析哲学的整个本质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奎因的"本体论义务"学说。
要解释这一学说，我们必须解释奎因"本体论"一词的用法。在奎因所说的意义上，一种理论的本体论，显然就是这一理论所假定的客体。但我们怎么知道，一种理论（或特定时期的科学）假定什么客体呢？（科学家们经常谈论"异状"--那么因此科学就是对异状"本体论的承诺"吗？就这种情况而言，什么东西才能算得上是"客体"呢？奎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遵循的是数理逻辑哲学家弗雷格和罗素的传统。这些哲学家断言，日常语言太游移不定、太诡谲，解释不了科学家何时设定客体，设定哪些客体。要回答这些问题，正如奎因所做的那样，我们必?quot;整编"我们的语言。必须对之进行整理（例如对"异状"的论述，将作为无关紧要的成分而排除出去）。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用语加以标准化（因此，"粒子是有负荷的"将变成"存在着既是粒子，又是有负荷的之类的东西。"理想地说，我们应该用定量化理论的标记法，记写科学的语句（或有关特殊理论的语句形式，对此，我们应该有希望确定这种理论的"本体论"），也即（量词）之类表达形式的逻辑，比?quot;存在着诸如此类的X"，以及"每一X是诸如此类。"当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一种理论的"本体论"，才会通过对存在量词（"存在着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利用而揭示无遗。隐含在这种思维方式里面的，自然是这样的假设；"存在"，或者以"整理过的记号"替换的存在量词，完全是一个单义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