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命运》第(2)
2016-03-18 01:04
导读：第二，因此，《四库全书》收录著述的范围之限定，并不重视疆界之别，而在文化之辨。《四库全书》在编撰体例第七条就明确说： 外国之作，前史罕载
第二，因此，《四库全书》收录著述的范围之限定，并不重视疆界之别，而在文化之辨。《四库全书》在编撰体例第七条就明确说：
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既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9]
所以《四库全书》收录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外潘之地的著作，收录了木增（纳西族）等外族之人著作，当然，也收录了西洋著作。第三，在限定的文化范围内，《四库全书》收录著述的文化标准如何进一步具体地实现为当时的收录标准呢？这就是以时人的“实用”标准裁判、取舍。康熙就明确指示：
令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用关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准收录。[10]
收录的具体标准，大致有五：（一）、节取西洋之技能；（二）、收录裨益民生者；（三）、存广异闻者；（四）、遵循帝谕者；（五）、禁传其学术。而此学术，非泛指，而专指西方的“宗教思想”。[11]纪昀说：
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以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2]
郭廷以说：“《四库全书》虽收有西士译述，而每有微词，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制作为‘夸诈迂怪，为异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13]这似乎有指责清人的排外倾向。但是，我认为，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不仅仅应该有容纳，也应该有排斥。无论容纳还是排斥，都应该自我观之，在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裁判（判教），按照自己的标准（如实用标准）择善而容和择恶而拒。而康熙、乾隆都认为西方宗教会乱我国族，故禁教。禁教也并没有泛化为对外国文化的全面排斥，而是禁其所非（排斥宗教之类），纳其所是（采用器物之类）。所以，明清时人得出西学在大体上无补于中学，并采取了某些排外举动，就不能说是贸然的情绪举动，不是说是排外主义。[14]2、从鸦战到甲午，摧毁了某些国人的民族自信使中国人改变对西方的看法的是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看到，中国在器技上远逊于西方。器技，就是清末民初人常说的“物质文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不过，中国人依然能够维持原来的夷夏之辨，认为中国在典章文物制度上优于西方。典章文物制度就是清末民初的人常说的“文质文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精神文明。为了挽回败局，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思路。第一，一个“师”字表明了当时中国人的开明、谦虚和进取态度。第二，一个“夷”字说明了中国人尽管战败，仍然保持原有的夷夏之辨。第三，“师夷”构成了一种新的意味。中国人尽管自信，但是并不自封自闭，能够不耻下问而师夷。第四，“长技”说明中国输在物质文明上，这一点找准了中国失败之关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走在这个思路上，[15]包括以后的在文质文明方面的疑古、反古和改革，以及今天的政治改革，在根本上都要回到长技上来。第五，一个“制”字也意味深长。历史上汉族几多被异族打败，但最终都反过来战胜了其他民族，并让这些民族归化。因此，“制”字就有一种豪气。大清帝国难道就被一次鸦片战争摧毁了吗？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砥砺豪迈之气象。接下来，平服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中兴，尤其是洋务运动，的确显示了清廷的积极努力。真正颠倒中西夷夏关系、摧毁中华民族自信的事件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日西关系和中西关系一并紧张地呈现出来了。甲午以前的中日关系基本上是中国对日本的方方面面的单向性输出，中国也从来没有平视[16]过日本。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顷刻之间颠倒过来了。[17]战争的结果让中国人思索：日本怎么迅速强大了？如此追问，就使日西关系呈现出来。原来日本也是向西方学习才取得了成功，这就更加凸显了西方的厉害。在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上，日本人才真正做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如何师夷的呢？日本不仅在物质上师夷，而且在文质上师夷，脱亚入欧。甲午战败引起中国人的进一步思索，加上日西关系的观照，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文质文明也优于中国。中国人开始发现，西方的典章文物制度也非常隆盛，而且支撑了西方的强大。中国人的自信由此很快就崩溃了。3、中国之失败最终归咎于文化在西方的典章文物制度中，中国人很快发现了一样东西：民主政治。[18]西方有很多东西，为什么有些精英很快就看上了民主政治，而且一见钟情，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目标？我想，这跟中国人对权力的看法有关。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的国家，权力在国家方方面面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姑且不管中国古代是不是专制政治，[19]但至少可以说，权力是非常集中的，尤其在明清时代。在民主政治中，精英们看到了与中国的权力运作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民主政治中，有一些好处是显然而见的。[20]比如，言论自由能够让民众自由说话，开启民智。比如，议会制对君权的限制，这也让中国的士大夫很动心。中国的皇帝有时的确也太霸道，生杀予夺，常凭一念，让士大夫寒心。比如，三权分立，在回避权力对司法的干扰上，也让士大夫动心，等等。更重要的是，当精英们追问西方为什么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时，中国人很容易把它与西方的文质相联系。中国人发现，西方的长技之背后，有一个稳健的民主政治。所以，这些精英就认为民主政治能够促进科技繁荣，从而推崇民主。若继续追问西方何以有民主政治而中国却无，精英们进一步发现，在民主政治背后，还有一套大多数近人和今人都认为其缜密庞大的学术建构。正是这套学术在理论上作为最后根据支撑着民主政治以及科学。所以，经过对西方发达的原因的追问，中国的某些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西方的物质发达，[21]而且文质发达。物质发达与文质发达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是文质发达支撑起了物质发达。由于某些精英把把文质与物质的关系看成因果关系，那么，若由因推果，则可以得出文质之强弱导致物质之强弱。西方文质强，所以西方物质强；中国文质弱，所以中国物质弱。若由果溯因，则可以得出物质之强弱乃因为文质之强弱。[22]中国之物质弱，乃因为文质弱；而西方之物质强，乃因为文质强。是故，文质与物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构成物质与文质的果因关系，并形成文质与物质的一一对应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正是有了关于文质和物质的关系的这种看法，两种决定论才因此而形成。第一是文质决定论，[23]认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社会的一切都是因文质之流变而流变。如果是这样，一切罪责都责无旁贷地归咎于文质。但事实上，即使按照文质决定论，真正被指责为罪人的不是一个与物质相对的文质，而是文质的一部分——文化，文质中的政治受到的指责要少得多。（我想，从这里可以找到新文化运动的“疑古”、“反古”的最根本的理论根据和思维逻辑。）但是，文质决定论马上转换成另一种决定论，即第二，物质决定论。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换呢？文质决定论必然面对这么一个追问：由什么来裁判文质之优劣强弱呢？显然，以文质裁判文质就会陷入喋喋不休而是非莫定，裁判标准马上推出文质。而物质优劣之标准完全是靠物质效用自行裁判的，战争之胜败就是直接的不可质疑的标准。所以，如果认定了文质与物质之间是因果关系，那么，裁判标准一定归结为物质标准。因为中国物质弱，所以中国文质弱。在当时的中国的处境下，若还要认为自己的文质优越，马上就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说你文质优越，为什么老是败给西方呢？甚至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这种文质优越有什么“用”呢？所以，在物质处于败境的情况下，把物质与文质作因果关联，只能导致从承认物质失败到承认文质失败。无论这两个决定论中的哪一个，最终的结果都会推论出：中国文质虚弱。若仅把社会文明分为物质和文质两个方面，上述思路没有半点问题。但是，这样分类，对物质尚可，对文质就粗略了。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西方社会中把民主政治挑选出来了，而且西方对文明的划分也把政治从文化中分离出来了。所以，文质就被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和文化，物质则转换成经济。于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就由文质和物质的关系转变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文明被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板块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24]在此问题上，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纯粹的学术追问。国人之所以追问此三者的关系，乃是要追问中国失败的原因以图富强，完全是在实用（“用”）上追问而不是纯粹从学理上追问。在此，追问的思路依然与追问物质和文质的关系的思路一样：中国之失败是果，是现成的客观的事实，追问乃是根据事实，由果溯因。由果溯因，国人首先认为中国虽然败在经济（物质、科技或长技）上，但原因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典章制度。“典章制度”这一词语所指称的，很快被西来的术语“政治”所替代。国人认为，是西方之优良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支撑了西方之经济。[25]为什么西方有优良的民主制度而中国却无呢？那是因为西方有一套严整的学术建构。于是，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就追踪到了文化上。在这个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基础上的因果链中，因果关系一共有三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而这三环构成的是一个单向循环，三者之间都是因果关系，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不过，这个循环不是在逻辑上的无限循环，起点是有的，即中国之经济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由这个事实溯因，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都弱。追究的第一步是，由经济弱追究出政治弱，但是，政治为什么弱呢？那是因为文化弱。因此，在对中国失败的原因的追问中，最终的原因追踪到了文化，并且没有可能继续追究了。在这种追问中，政治反而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虽然它也应对中国的失败负责任，但是它可以很轻便地找到一个自己身后的文化来当替罪羊，在那些精英们追究失败的责任时作为抨击的靶子。所以，无论二分法还是三分法，近代中国失败之命运之责任都不可避免地被某些精英归咎于文化。近代以来部分国人对中国失败原因的追溯过程是与对西方的认识的逐步转变如影随形。梁漱溟对这个过程的叙述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叙述表明了部分国人的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确作了因果联系。问题不在于他们把三者联系起来，而在于把三者之关系看作因果关系。梁漱溟的叙述可以佐证我对部分国人把中国之失败最终归咎于文化的思路的分析是正确的，故繁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