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命运》第(4)
2016-03-18 01:04
导读：的确，国破如此，人们对中学的“文质”之用（安身立命）难以满意，因为“对当时一般关怀国是者而言，‘物质’方面的有用显然更急迫，因而也更重要
的确，国破如此，人们对中学的“文质”之用（安身立命）难以满意，因为“对当时一般关怀国是者而言，‘物质’方面的有用显然更急迫，因而也更重要。”[28]所以，因为中学在近代中西较量中表现出来的无用，导致人们对中学丧失自信，“当时缺乏自信已成中国士人的群体现象”，[29]导致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并进一步导致“中学而尚待西学为之‘证明’，其现状之不佳是不言而喻的”。[30]国家无能，在于国家之学术（中学）无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何谓“有用”在近代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有用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到科技。道学向来讲究经世致用。在鸦战以前，大致可以说，“用”落实在安身立命、修齐治平上。通过道学对百姓的教化，使百姓安身立命，从而使社会比较和谐稳定，就是道学之用之所在。这种用当然不会排斥科技之类的用，如《周易》就讲了圣人通天道而导人事，包括创造器物以利用厚生，[31]《尚书·大禹谟》也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不过，道学不会停留在满足人欲上，更注重人的心性建构，诱导生民安身立命，归属天道。安身立命、归属天道，这是道学之旨归所在，也是其用之所在。但是，无论你中国百姓之心灵本来如何安宁、社会如何安稳，当这种和谐的社会样态遭遇另一种具有强烈的暴力性、侵略性的社会样态时，和谐的社会马上就被打破。要维持一种生活样态，很显然，首先要以人种之存在为前提，其次要以国家为前提，[32]再次要以文化为前提。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暴力时，姑且不要说国家和文化，就连人种也难以保住了。在此情况下，首先保种，其次保国，再次保文化，三者构成的保种保国保文化就成为清末民初的历史使命。种族之威胁来自哪里？暴力。面对蛮不讲理的暴力，面对根本不领会道学和中国文化的暴力，道学和中国文化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能够反抗、制约、战胜西方列强的暴力的，唯有以牙还牙之暴力。所以，面对暴力，只有暴力才是有用的。并且，中国面对的暴力不是一种原始粗糙的暴力，而是以科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暴力——坚船利炮。对于最初接触科技的中国人而言，科技与暴力是直接捆绑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科技化了的暴力，打得中国人节节败退。因此，能否产生科技就成为当时处境下衡量是否有用的标准，何谓有用也就发生了从古到今的根本变化。对中国而言，与其说要发展科技（如洋务运动），不如说要发展暴力，然后以暴易暴，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中国的这种选择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为了保种保国保文化而迫不得已地追随敌人之道路。这是身处丛林的不得已之抉择——若要在狼的世界中好好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比狼牙还要锋利的牙齿。科技，就是利牙。追求科技，追求力量，本无所谓不对。这是身处当时和当今的霸道世界不得已的抉择。但是，如果把追求科技，追求力量当成了目的，也就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并导致鄙薄文化。鲁迅对此早有深刻洞见。
中国传统本尚文爱和平，至近年则不然，“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其实近代中国自己也多受侵略，与二国相类，本应同情两国人民。然今之志士“独不念之，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似如此“崇强国”而“辱胜民”，为“兽性爱国者之所无”，故连兽性爱国也谈不上。鲁迅观察到，时人诗歌中竟有“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者。其实欧洲“倡黄祸者虽拟黄人以兽，顾其烈则未至于此矣”。很可能因近人“屡蒙兵火，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渐成奴子之性，[遂]忘本来而崇侵略”，实已成为“兵奴”了。[33]
鲁迅当然认为国家应该强大，否则就会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近代中国失败的关键因素讲，没有暴力是万万不行的。没有暴力，面对无道之暴力，除了哀鸣之外，还能作什么呢？黄帝战蚩尤、尧伐共工、周公诛管蔡，都是王道霸道并用。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拥有暴力，而是暴力是否沦丧为没有道义的暴力而泛暴力化。因此，鲁迅反对唯暴力之马首是瞻。因为如果这样，就很容易丧失尚文乐和的民族性。鲁迅认为，唯暴力是瞻而单纯强调暴力，会导致以物质效用为标准来裁判文化和一切之优劣，陷入物质决定论。具体到物质上处于劣势的近代中国，这种观念一定导致“疑古”、“反古”。而新文化运动对历史－传统的摧毁，就是与物质决定论有直接关系的。对于被鲁迅批判的反方，他们崇尚暴力却又犯了一个极为低级的错误。他们假定了自己有强大的暴力，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应不应该用暴力和是否把暴力泛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太高远了。当时的中国，在与西方的暴力竞争上完全处于劣势，近代中国拥有的暴力恰恰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中国最急需的就是要发展暴力，以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文化。而他们却在贫弱时幻想着侵略者的未来，就无异于阿Q了，在贫困潦倒时幻想荣华富贵后如何回过头来收拾王胡，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力没有强大起来，本性倒先坏了。鲁迅对这种观念的担心是非常富于远见的。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鲁迅及其反方都肯定的：中国急需发展暴力。回过头来，面对近代中国的紧要问题。现代科技是近代中国急需的，然而，道学在它已知的历史中，并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34]所以，道学被指责为无用之学。这种指责有没有道理呢？道学的确没有开出现代科技，这是事实。若以能否和是否开出科技为标准，虽说不一定得出道学完全无用的结论，但是指责道学不够有用是有道理的，至少可以指责道学在科技上落后了。不过，这种指责在其自身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其问题表现在：第一，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是否为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第二，科技的根基在哪里？西方的科技与西方学术（如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不是因果关系？第三，能否以科技之高低裁判一种文化之高低？如果能，世界如何可能不是一个狼的世界？第三个问题乃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自身生存尚不能保持的境遇下，这样质问也许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前两个问题就一定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虽然我们要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开出科技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乱找原因。如果原因找错了，不能对症下药，不但科技开不出来，而且还会误伤文化。历史事实证明，文化的确被误伤了。而且这个事实仍然没有被有效的检讨。文化如何被误伤了呢？且看清末民初的士人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