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命运》第
2016-03-18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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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法性问题背后的中国命运[1]七 伪问题背后的真问题为
第三章 合法性问题背后的中国命运[1]七 伪问题背后的真问题为什么要以西为法？这是本文对
中国哲学非法性的揭示直接逼出的第一个真问题。以西为法，表现是很广泛的。自甲午、五四以来，中国的典章文物制度，莫不以西为法，中国自身的文化却花果飘零。以西为法，对于甲午、五四以后出生的许多中国人来讲，尤其是对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既定的也是当下的现实处境，而中国自身传统在现实处境中基本上是不在场的。准确地说，自身传统在现实处境中正在退场，以越来越弱的方式在场。越来越弱之“越来越”，就是变迁。许多中国人可能会发现生活在发生某些并非科学技术的变化，如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等的变化，但很可能完全茫然而不知究竟。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勾起历史－传统[2]，勾起消逝不久并还在消逝的历史－传统，今天的所有以西为法的生存处境都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没有历史－传统的观照。如果某个中国人以某种方式勾起历史，或者浅白地说，他以某种方式发现他与他的父辈、祖辈、曾祖辈生活在一个很不相同的环境中（尤其在文质环境或者精神文化环境上），而且那个环境又很难说比今天的环境差，就很可能产生问题：生活为什么发生如此变迁？人也许有天然的历史感，历史－传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就是人的生活的流淌，人本身的流淌。也许在思考中牵引历史－传统感，或者在历史－传统感中引发思考，他就会在尘封不久并且尚未尘封完毕的历史－传统中把传统牵带而出，与当下的生活相观照，形成现实与历史－传统的观照。[3]尤其对于亲身经历了清末民初大变局的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道学与哲学[4]等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一定是问题，并且这些紧张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关涉中华民族之生死存亡。对于那些精英而言，无论西化派还是文化本位派，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绕过去的。为什么要以西为法这个真问题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呈现出来的。当历史被肆意掩盖的时候，当逼显问题的方式不妥当的时候，真问题都很可能被遮蔽。[5]为什么要以西为法？这本身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近代中国的命运问题。八 以西为法背后的中国命运[6]1、鸦战以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态度中国在鸦战以前闭关自守，以至缺乏对西方的基本了解，这似乎已是历史常识，但这种看法是很有问题的。中西交流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留下了《几何原本》等著作。荷兰入侵，中国学会了制造红夷炮（红衣炮）系列。中西交流未曾间断。鸦战以前，中西贸易不断，而且中国保持着贸易顺差。这就说明，所谓的闭关自守并没有真正闭关自守。此间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有：天文、历法、钟表、火炮、玩器、一些西洋著述等等。因此，到鸦战以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虽不可谓多，也不可谓少。此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很重要的一点是以自我为中心，具有夷夏之辨，此即自我观之。说夷夏之辨也好，自我观之也罢，这种态度都是合法的。[7]明清时人当然应该以中学或者自己的观念裁判西学以及广义的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呢？因为上述态度，所以明清时人对西学的基本态度是：西学尚不值得正视。什么样的东西才值得正视呢？我想，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人要觉得西学以及其他异文化对自己有所补益，方可正视。对于可以补益自己的东西，中国人并没有闭关自守，譬如，天文、历法历来被视为国之重器，但是西洋
天文学的某些知识被中国人接受，用来制定更精确的历法。如果中国人经过审视，认为西学并不值得中国人学习，难道这还能叫做盲目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吗？明清时人对其他文化的审视和选择是很谨慎的，很好地贯彻了自我观之，我们从《四库全书》对外国著作的收录可以具体地看出来。首先，明清人看重的不是地域上的疆界之别，而是文化上的夷夏之辨。乾隆说：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佑，登生民于衽席，偏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夏而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为君，则所以归承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以冬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