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与中国传统哲学内部的不同哲学流派和西方(2)
2016-04-30 01:04
导读：（《论语》，5.12⑩）。(11)与孟子对于培育本性、发展四端、养浩然之气的关注不同，孔子更重视如何从家这个人之发展的自然起点出发，发展和造就一个
（《论语》，5.12⑩）。(11)与孟子对于培育本性、发展“四端”、养“浩然之气”的关注不同，孔子更重视如何从“家”这个人之发展的自然起点出发，发展和造就一个善人。在孔子的政治哲学里，对人之原初本性的形而上学的探讨被“悬搁”起来，而其指导原则是“能近取譬”、推近及远这个自然主义的思想。家庭与亲情是近在手边的，是我们把爱与同情延伸至人类以至于万物的自然起点。
孔子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非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论语》的对话体裁。《孟子》与《荀子》中也有对话，但是，在这两部经典里，孟子与荀子很明显是掌握真理的权威，而其他人只是被动的听众和偶尔问问题的学生。但在《论语》中，孔子并不是以一种声音说话的权威。基于他所对话的人与所处理的情况的不同，他在不同的情境下经常表述看似不同的思想。比如，在回答子路与冉有同样的问题时，孔子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让子路更保守些，而让冉有更激进些（《论语》，11.22）。另一个例子是，在《论语》中，一方面，孔子自己践行同时也鼓励其弟子积极从政以救世，另一方面，他又让他们不入乱邦（《论语》，8.13），并表达了过一个逍遥自在生活的愿望（《论语》，5.7,11.25，与18.6）。(12)如果我们放弃认为政治哲学是在独立于情境的意义上普适的这个观念，而把特殊之事物考虑进来，那么上面提到的表面矛盾及与其类似的矛盾就可能被解决。持有这么一个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因而就变成了否定普遍真理的相对主义者，而是意味着即使普遍真理存在的话，它们也要在不同的情境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普遍与特殊在政治哲学里同样的重要。
这一情境式的特点又引出了孔子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特点：它能更认真地对待政治中存在的张力。比如，孔子对现实主义政治家管仲与齐桓公的态度是模糊和微妙的（《论语》，3.22,14.9,14.15,14.16,与14.17）：他一方面表达了对他们主张现实或权力政治的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又赞扬他们对保护人类（华夏）文明的重要贡献。与此相对，孟子对这两个政治家则是持明确否定的态度（《孟子》，2A1与2B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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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有些人也许会对严肃对待孔子哲学有所保留。首先，有人会说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哲学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具有对人类与自然问题的反思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论语》的哲学性。比如，三年之丧确实是当时的礼仪，但从《论语》17.19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讨论其正当性与意义时并未诉诸权威与习俗，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次，有人会说《论语》里缺乏哲学论辩。对此，我们应该看到，《论语》中是有哲学论辩的，但无法否认的是，《论语》中论辩的成分比后来的一些中国哲学经典和大多数西方经典要少得多。可是，如果由此否认《论语》是一本哲学书的话，实际上就等于预设了论辩是哲学思索、表达的唯一方式的教条。这一教条被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当今英美分析哲学界所广泛信奉。在这里本文无法细致地讲述为什么这个教条是错误的，而只想指出，如果我们不先在地认为论辩是哲学的唯一方法，那么我们就不会因此怀疑《论语》的哲学性。另外，即使一个哲学文献有或要求论证，也不等于它要把论证的每一个步骤都写出来。(14)所以，《论语》表面上的缺乏论证也可能是它省略了很多论证步骤的结果。
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孔子毕竟属于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代哲学家或前哲学家(proto-philosophers)，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属于哲学的“童年”。这种说法预设了哲学的进步观：通过历代大哲学家的工作积累，我们可以与终极真理走得越来越近乃至最终达到它。但是，正如在上一节里所提到的，如果我们认为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解答的永恒问题，是我们在人类生活世界中要一遍又一遍地处理的老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哲学家在历史上在前而忽略他。哲学问题的表达方式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不停地变化中。但是，尽管有时间、地点、人物上的不同，它们之间还是保持了“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也许是基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家族相似）。我们的“解答”也许看似不同，但我们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处理这些问题的“固定曲目”中的这个或那个进路。如果我们如此理解哲学，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就很少依赖于他活动的先后，而是依赖于他思想的深浅。正如本文所提到的，一个早期的哲学家甚至可能有切近哲学问题之源、切近生活世界的优势，而不像后来的哲学家，其与哲学之源的距离往往会被不同哲学学派的套话与系统所拉远。对哲学问题的这一理解也使我们看到了对话体在处理哲学问题上较之于论文体(treatises)的优越性。论文往往要提出对某一问题的解答。但是如果哲学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解决的，那么强调求索与冲突的、“模棱两可的”、微妙的对话就可能更好地处理不可说和不可解的哲学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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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论语》是可以被当作哲学文献来读的，是可以“接着讲”的，并且这个态度并不是外在地强加到《论语》上的。被“接着讲”的孔子（有意或无意的）对形而上学讨论的悬搁，对普遍与特殊（情境）结合的强调（这个强调由《论语》的对话体显示出来），及其自然主义和对人类生活的冲突与张力的察觉与经常是充分的处理，都使得他的政治哲学比孟子或宋明儒家的形而上学的和过度乐观的儒家版本更有吸引力。
三、如何阅读经典？
所以，依笔者看来，《论语》不但是经典，还是哲学经典。下面，笔者想更细致地谈谈对如何阅读《论语》及其他哲学经典的看法。(16)笔者认为，对待《论语》和很多中西方历史遗留下来的哲学经典，我们都应该采用整体性原则。也就是说，应该把这样的一部哲学经典尽可能地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表达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系统化的思想。但是，在对待古代经典上，自古至今，特别是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和在西方“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学者当中（比如20世纪初的“疑古派”及其如“小学”学者李零这样的当代传人），这种整体性看法都受到了怀疑。比如，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内部的各部分以及柏拉图的不同对话被有些人看作是柏拉图不同时期所撰，并不表达一个内在一致的思想。又比如，《庄子》的外篇、杂篇被认为不是庄子所作。晚近的一个对《论语》整体性的怀疑的极端表现，是西方学者E. Bruce Brooks与A. Taeko Brooks所撰的The Original Aualects(Btooks and Brooks, 2001)。
一般来讲，这些怀疑常常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尤其是在先秦经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