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主义，还是语言主义？(7)

    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

    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

    罗撒丽娅·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

    [①]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0年，页68；进一步参阅该书页8。

    [②]此外还可以参阅：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logie und phnomen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50, als Hua III/1, 1976；中译本：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79（以下简称为：《观念》I）。

    [③]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页7。

    [④]参阅：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29。

    [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节；转引自：陈嘉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2005年中山大学讲演稿。

    [⑥]对此问题可以参阅：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R. 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以及徐英瑾的三篇文章：“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78－86；“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略论逻辑形式》”，载于：《哲学门》，总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146；“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载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辑，页310－324，尤其是其中的第三节，页319－324。

    [⑦]《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页63。

    [⑧]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und Lehrbücher, I.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18. 石里克的最后一句引文可以参阅：Husserl, Ideen I, 页5。

    [⑨]或者也可以用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回应的说法：用一种“过于尖锐”(überscharf)的口吻。（参阅：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21925, S. 127, Anm. 3）

    [⑩]这个回应的全文是：

    固然，我曾一再要求付出“艰苦的研究”。但这并不有别于例如数学家对任何一个想参与对数学事物的谈论、甚至敢于对数学科学的价值提出批评的人所提的要求。无论如何，对一门学说不付出为把握其意义所必需的研究，却已经对它进行批评，这就违背了文献之认真性的永恒规律。要想深入到现象学之中，必须付出辛劳；凭借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学识以及任何历史哲学的学识是无法免除这种辛劳的，它们只能减轻这种辛劳。但是，每一个承受这种辛劳并且起而达到那种罕为人所施行的无成见性的人，都会获得对这个科学基地之存有的无疑确然性，同样也获得为此基地所要求的方法之特权的无疑确然性，正是这种方法，在这里与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才使得概念上确定的工作问题有可能具有共性，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真与假做出确然的决断。我必须再次强调，M. 石里克的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偏离，而是他的整个批评都建立在一些歪曲意义的偷梁换柱做法之基础上。（以上参阅：《逻辑研究》II/1，B2 VI-VII）

    [11]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a.a.O., S.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