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1)(3)
2015-03-04 01:10
导读：国家税务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原因是：“农村地方政府巨大支出压力，是农民负担不断膨胀的原动力”；“农村财政分配体制混
国家税务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原因是：“农村地方政府巨大支出压力，是农民负担不断膨胀的原动力”；“农村财政分配体制混乱，事权与财政严重分离”；“农村政府行为不规范，部门利益膨胀，损害农民利益”；“平均分摊的农村公共支出筹集制度使一部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 社科院农村 发展 研究所认为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利益提供了可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问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1）则认为农村税费膨胀的主要原因有：地方政府“有目追求发展速度，超过地方经济能力，以各种方式向农民伸手”；“乡镇机构臃肿庞大，行政经费支出膨胀”；“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活动”，超过了农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承受能力。
上述各项分析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从农村内部的分配关系的视角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而如果从农民整体负担的视角分析，中央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则是农民负担过重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
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优先发展重 工业 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目标与资本相对稀缺的矛盾，一方面实行占有全部工农业劳动者剩余价值，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高积累分配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对城市进行补贴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
改革后，中国政府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改革了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和制度，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由于没有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从而导致了在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增加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2－1997年间，除1992年外，其他年份占全国人口 70％以上的农民其总收入占城乡居民总收入比重都不足50％，而占全国人口不足30％的城市居民则占有了总收入的51％以上。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政府仍在继续实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假如政府不对城乡的生产活动和要素市场进行干预的话，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将会作出调整，使得两个地区的报酬趋于相等。相反，当观察到在城乡之间同质劳动力之间有很大的收入差异时，就意味着存在政府干预及其相应制度扭曲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错误配置”（蔡防、杨涛，2000）。
中央政府过度提取农业资源，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城市居民补贴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
实行改革后，中央政府虽然废除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工农产品可以自由交换。生产要素市场也开始出现，使劳动力和资本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但由于继续维持城乡隔绝户籍制度，并且一些地方还制定了歧视农民的
就业政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政府一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与限制农用工产品的价格，但这并不能改变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工业品价格也跟着上涨，产生了工农产品比价复归的现象。工农产品剪刀差不但依然存在，近年来还呈扩大趋势。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中央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也是农村税外收费泛滥的重要原因。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与农村税外收费泛滥有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央税与地方税结构不合理，预算内收人不能满足基层政府的基本需要，因此不得不允许基层政府通过税外收费筹集资金。按照《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原应由财政预算负担的乡村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益事业，都通过征收乡统筹费、教育集资自筹资金或义务工解决，甚至一些行政人员的工资也要自筹资金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