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改善供给 扩大内需(3)
2015-05-16 01:12
导读：③加强了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了“两个转变” 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通过探索使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加大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整
③加强了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了“两个转变”
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通过探索使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加大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力度，推动了“两个转变”的进程。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减量优种，从而扩大农村市场的有效需求；通过防止新的重复建设和已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加大关闭（停）“五小”（即“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和“小钢铁”的总称）企业工作力度；通过债转股、减员增效等措施减轻了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负担，促进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初步实现了３年扭亏脱困的目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重组以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上市，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能够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竞争了。同时经过“三改一加强”也大大地促进了国有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营状况的改善；加快了缩小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使得国有资本渐次退出竞争性领域，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
２．积极财政政策所存在的消极隐患
①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潜在风险增加
这几年持续增发国债，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是它毕竟是对未来消费的一种透支，不可避免的内藏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也会产生类似日本的“国债综合症”（经济增长依赖于赤字发债，债停则经济下滑），甚至引发泡沫经济，给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阻力。日本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依靠增发国债，用赤字财政的方法推动经济增长，而当９０年代初的国债投资泡沫破灭后，经济就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至今仍无复苏的迹象。而一旦停发国债增加税收（１９９７年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时，当时ＧＤＰ增长２．６％），经济即刻急转直下，功亏一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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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我国，这几年的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直线上升，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１９９６年就已达到２０．１７％，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２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２５．２６％；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早在１９９５年就超过了５０％，１９９９年高达６０．１５％，严重超过国际经验控制区间２５％—３０％的一倍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高出日本、美国、英国的３—１０倍；同时，中央财政偿债率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０３％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４３．０７％再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８．０１％，大大超出了国际安全警戒线８％—１０％的区间，偿债高峰已经来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继续增发国债的空间不大。
而这些债务都是明债。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等等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轻则出现偿债危机，重则出现社会动荡。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要慎重考虑国家债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②国债投资效率不高，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合力
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发的国债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据统计，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对ＧＤＰ的拉动贡献分别为１．５％、２％和１．７％。但从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效率和拉动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据财政部驻３５个省市的财政监察员对涉及１３８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７２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的结果显示：其中有２０多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挪用和违规使用资金的现象，有１０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属于“三边工程”，有１５个项目配套资金没有落实，工程无法竣工。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１９９８年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２％的情况下，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６．１％，集体经济投资则下降３．５％，民间投资供不应求仅增长８％；１９９９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高达９０％。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然而民间资本的投资乘数要远大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其中既有投资效率、管理等运作上的问题，也有体制转轨上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投资中仍然存在漏损和挤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也应注意到，政府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可能会刺激重复建设的抬头；而反过来，建设项目总规模储备不足也有可能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