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减税为目标取向的税收制度改革(1)(3)
2016-03-18 01:03
导读：中国目前的收入分化严重已经得到公认。毕先萍（2002）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收入分化在加剧，从1980年的0.32上升到1999年的0.4164，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化严重已经得到公认。毕先萍（2002）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收入分化在加剧，从1980年的0.32上升到1999年的0.4164，幅度达30.13%。1990—1994年间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顶点，在1995—1997年略有下降，1998年后又开始回升（毕先萍2002）。刘福恒（2001）认为，从拥有金融资产的规模来看，城乡家庭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和第四层次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360.2倍，人均相差371.0倍，进而推论，城镇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金融资产差距，户均相差31.2倍，人均相差30.9倍[vi]。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已经形成了两大集团，即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
上面的分析表明，收入分配的重新划分是打破这一僵滞状态的根本路径[vii]。而以增加税收为目标的税制改革正是欲借助于税收的收入职能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企图激化了政府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矛盾。持上述意见者考虑的是政府的短期目标，而反对者考虑的则是长期目标，二者难以统一。
为什么借助于增加税收就可以打破目前的制度僵滞状态呢？其中的机理如下：
收入分配的改变可以理解为一个博弈的过程，因此，这里借用一个基本的博弈模型[viii]来加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两个博弈：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就是，富人集团借助于政府的力量通过增加税收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
第一，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能否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一般认为，利益集团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人组成并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因此可以假定同一利益集团有着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富人集团属于强势集团，与穷人集团相比较，存在着交易成本、行动、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与弱势集团的智猪博弈中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富人集团人数少，属于小集团，因而“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的行动的能力”（奥尔森1997）。相反，穷人集团由于人数众多，属于大集团，组织成本太高，难以较快地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短期内，依靠与富人集团谈判达到收入均分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收入分化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杀富济贫。要求富人主动分割自己的利益是与理性人的假设不相符合的[ix]。因此，答案是否定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但是，公平对效率的替代关系表明，如果富人集团无视穷人集团福利进一步恶化的现状，可能造成公共的悲剧。当穷人采取集体行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穷人集团与富人集团的谈判就不再依赖于市场的规则，而转变为游离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强取了。“磁器店的公共悲剧”便不可避免， 历史 上农民起义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小型集团迅速地组织集体行动这一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从长期来看，穷人集团在与富人集团的博弈过程中，优势地位逐步明显，在稳定的社会中是如此，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富人集团会在一个制度稳定的框架内做出一些让步，而穷人集团也会在市场化扩大的同时，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从而，收入分配的改变有助于打破制度僵滞的状态。前者的让步取决于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而后者谈判能力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在要素分配中原始占有的增加。其内部的博弈因其人数的众多而面临巨大的组织成本和微小的个人收益的冲突，选择性激励难以做到。再加上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因此对穷人集团内部的博弈分析可以忽略。在此，富人集团内部的福利让渡是一种被动的施舍。对穷人来讲，福利的增加是即期的目标，而对富人来讲，福利的让渡则是长期的目标，尽管从长期来看，二者可以达到均衡，但是目标取向的不同，使得二者的趋同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正是这段时间给了富人集团内部进行谈判的机会[x]。
第二，富人集团内部的博弈怎样才能达到降低收入分化程度的目的？虽然，根据RobertAxelrod创建的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theIteratedPrisoner’sDilemma）模型，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都采取合作态度（投桃报李），困境便可以突破。但是，只有在长期内，而且必须是在一个制度长期稳定的条件下二者才可能合作。目前中国的收入分化已经对制度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短期内有效的措施。这依赖于富人集团内部的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