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实证分析(2)
2016-07-28 01:06
导读：诚然,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但我们始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条件下,我国税
诚然,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但我们始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条件下,我国税收收进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是在不断上升,已经过1994年的10%左右达到18%以上(见表1),短短的15年税负上升了近1倍,税收增长之快可见一斑。
3、现行税制产生的背景角度判定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二是严重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进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透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着眼点,与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进税制设计过程中。也就是说,我国的现行税制在出生之时,就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这一预留的拓展空间,随着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等强化征管手段不断实施以及现代化征管工具的投进,实际征收率很快进步到70%以上,税收一如脱缰野马,出现超常增长也就成为必然。
4、与其他国家对比判定
从国际实证分析看,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条件可以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已有研究资料表明,90年代末,美、日、英三国税收增长速度均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结合三国经济发展情况可得出:在不考虑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冲击情况下,就一国政府而言,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对于保持稳定经济意义重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经济大国像我国一样出现连续10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部分年份甚至超出1倍以上。尤其需要夸大的是,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政府在公共领域内的职能比发达国家要弱的多。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政府并不能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公共职能。那么,税收使得政府不断快速进步占有经济资源的份额,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是否超常增长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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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收超常增长的影响因素
具体从各影响因素看,我国税收增长基本可以排除政策和通胀因素。这是由于从我国实际来看,通货膨胀率对税收增长的原因不是主要的。如从1998—2003年税收超经济增长较多的几年看,各种价格指标上升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1.2%,产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长-0.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7%,经济总体为通货紧缩的影响。此外,从1994—2007年,我国基本没有发生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制度因素也不会成为主要因素。于是,征管、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