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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实证分析

2016-07-28 01:06 【摘要】自1994年来,我国税收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种税收超越于经济增长的态势,使得税收超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题目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税收超常增长的原因,并验证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而对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税收增长 经济增长 税制 回回分析
　　
　　一、我国税收收进增长现状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规模最大、内涵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而此次税制改革后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税制基本未作大调整背景下中国税收持续15年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自1997年后,税收增幅一直处于超经济增长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税收收进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1%窜升至2008年的18%(见表1)。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发生在过往13年来的中国税收收进持续高速增长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对于这一特例发生的缘由,难以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通常以为,税收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均衡、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进出口不平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管是哪种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既定的条件下,税收增长连续的超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资源更多的向政府部分转移,由政府机构进行了新的配置。也就是说,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分的分割格式,牵涉有关中国宏观税负题目的判定,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有重大影响。
　　
　　
　　二、税收超常增长的判定
　　
　　1、税收弹性角度判定
　　 从政府公共职能角度看,税收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缘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因素会日益增多,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应不断增加。再者,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等等。以上因素将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规模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从而必然要求税收收进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有些时期甚至快于经济增长, 即表现为税收弹性即是或大于1,这样才能适应政府行使职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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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通过税收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只有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力度不断减弱,政府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治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进步,从原来的13%左右进步到19%。在这种情况下,把更多的经济资源若由政府来配置,显然是分歧适的,也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
　
　　然而从税收弹性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连续11年超过1,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税收分得的比例是连续不断的增加(1994年来税收弹性情况见图1),并被投向于非经济活动。显然,无论是从征收,还是从使用方向来看,税收增长都是超常的。 　　2、税收痛苦指数角度判定
　　 西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税收效率原则,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从资源配置角度,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效益;从经济机制角度,税收要有利于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使得微观经济效益进步,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的税收行为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即纳税人经济活动的影响,尽量不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并且通过税收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获得的经济效益大于微观经济主体。
　　那么,经过连续十几年的税收快速增长,目前的税收行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否会产生较大影响,也许下面的数据能说明一些题目。2005年,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中文版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特别报道:2005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政府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其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是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尽对值为160。而到了2006年,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仍为第二。2007年,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2008年由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改革等原因,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下降到全球第五。到了2009年,根据该杂志的评出,我国痛苦指数仍为世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