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6)
2017-04-09 01:10
导读：（ 3 ）、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 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
（ 3 ）、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 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后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由过去的“自己发工资”变成了“到政府领工资”，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一样捧上了“铁饭碗”，有的地方甚至把“村财”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村干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了。二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政府将部分乡镇干部（也包括部分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 209 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 16 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 4 — 5 个村派 1 名专业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 150 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占全县 363 个行政村的 41 . 3% 。如此双管齐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社会被牢牢控制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了，比计划经济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民自治的载体岌岌可危。很显然，无论是前一种村干部，还是后一种村干部，他们都吃“公家饭”，当然就要“为公家干”，“逼税”也就不能含糊了。
（ 4 ）、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下控制”。 为了克服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缺陷，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在该省辖下的五河县进行县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建设试点。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 国库统付 、 采购统办为 主要，做到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一个口径，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很明显，这种改革的通俗含义就是，财权上收、集中，强化“对下控制”，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对上负责”。因此，这种改革措施也就理所当然 地无法 遏止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扩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3 、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是“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言，税费改革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成本必须有一个合理分摊、偿付的途径，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是，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其他渐进式改革措施一样，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决策时，更多地表现出“权宜之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渡性特征，对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认识不足，结果不仅使税费改革本身举步维艰，同时也促使农村“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 一般而言，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采用变迁成本制度化、变迁成本由政府垫支、变迁成本向外转移、变迁成本向后推移等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税费改革中，这些办法要么准备不足，要么无法实行，结果迫使基层政府惟有走“逼税”之一途。
（ 1 ）、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制度化安排、政府垫支不足。 从现在的情况看，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主要包括三项，即因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失去偿还来源的庞大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由于税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为了“迅速”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对此 种制度 变迁成本的规模和分摊难度估计不足，更没有做完备的制度性安排。税费改革的改革对象是县、乡、村，垫支制度变迁成本的“政府”当然只能是其上级政府，当时中央确实考虑到税费改革可能会使县乡财政收支出现缺口，但就这一点也未做到位；以 安徽省为例， 2000 年，全省各级政府因税费改革而减收 13 . 11 亿元，平均每县减收 1542 万元，当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只有 11 亿元； 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则根本未 予考 虑。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 2 ）、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也无法向后推移。 由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乡村两级的历史债务 又要靠乡 、村两级基层组织“自力更生”，被分流出去自谋职业的乡镇干部三年内还要在所在乡镇领取工资，且此后的一次性安置费用也没有着落，这实际上等于说， 要基层 政府负担税费改革制度变迁成本的绝大部分，即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了。除了乡村历史债务可以暂时赖着不还，向后拖一拖外，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和分流干部三年内的工资及安置费用这两项制度变迁成本都是必须即期支付的，因为向后推移即意味着基层政府的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