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收入征税问题的法理学分析
2017-08-06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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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明
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以强调“君(父)权”、“神权”、“夫权”为特征，而漠视个人权利尤其是社会底层和妇女权利的“义务本位”的法律传统和文化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的观念又迅速占据了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在苏联法律工具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个人权益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而饱受批判的。它意味着，法律允许的，才是人们可以做的，在这一时期，“非法”和“违法”显然是同义词。
改革开放使这种法
哲学发生了根本转变——商品经济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使中国人个体自由的张扬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法学家们展开了对“权利”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对话，经过十余年与“义务重心论”和“权利义务一致论”的反复论辩，“权利本位论”终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权利本位存在于两种关系中，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二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种新兴的法哲学为权力和权利带来了颠覆传统的规则：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许可。从而为人们的行为在合法方式与违法方式之间，划出了一个合法性问题未决的缓冲地带——对于该领域，我们可以称为“不合法”(不合乎法律确定的标准行为模式)或者“非法”(非法律确定的标淮行为模式)。换句话说，违法与“不合法”或者“非法”之间，是一个不等式。违法行为的后果就是受法律制裁。而非法行为的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一般有三种情形：①该权利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则被法律确认并保护：②该行为经过有权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最终认定为违法，则会受到追究。这两种情形都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明确。而第三种情形则是使合法性未决的状态延续下去，这是因为该权利虽然不违反公序良俗，但也属于时下不宜提倡的个人自由，例如不婚女性的生育权；或是属于现有的法律技术和社会思想难以解决的困惑，例如“安乐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就给国家的税收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非法收入要不要征税?如果再换个角度，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严重：征税是否意味着国家对被征税的收入或者行为合法性的背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几年地方税务部门对游离于色情服务边沿的娱乐场所“三陪”小姐征收个人所得税，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媒体义正词严地质疑：难道政府承认“三陪”合法啦?不打击、不取缔而改成征税啦?搞得税务机关灰溜溜大气不敢出，而公安等有关部门则正气凛然：“三陪”属于社会“黄赌毒”丑恶现象，应该继续打击、取缔。然而这场论战却没有赢家和输家：税务机关不吭声归不吭声，该项税收照征不误：有关部门也照样打击取缔“三陪”，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大人物莅临，就扫荡一遍歌厅舞厅和发廊之类，过后又总是“野火烧不尽”：而“三陪”则不断地拓展“业务范围”，北方流行“陪聊”、“陪(旅)游”，南方则盛行“陪泳”、“陪看
电影”，等等，虽然使法律怎么也跟不上喊禁止，却始终也上不了台面。
而论战的焦点依然没得到解决，争议在其他领域继续发生。例如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的“进场费”，在引发不正当竞争或争讼时，就有当事人以国家的征税行为作为其营销方式合乎法律的辩护理由一一厦门的新闻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厦门市工商局认为厦门吉马酒业有限公司(简称“吉马酒业”)在销售“华夏长城”萄萄酒中，以“专场费”、“赞助费”名义，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5万元”的决定。吉马酒业不服，告上了法院。其理由包括，“专场费”、“赞助费”是行内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法律也没明确禁止该行为，税务局征收进场税表明了对该种行为的认可云云。吉马酒业所称“税务局征收进场税”，应该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而采取的税收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