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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与税制改革

2017-08-11 06:55 一、我国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性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宏观面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扩张的政府投资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出口有了较大的恢复性增长，居民消费回暖。这些迹象表明，反周期调节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成效，预示着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由反周期调节转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阶段。尽管200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转机，但投资乏力和居民消费不足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幅振荡，有人预计世界经济将出现衰退，而且恰在此时，我国结束了“入世”的各项谈判，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经济将必然随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这就是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投资、消费和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恢复，即我国经济并没有进入到自发地稳定增长的阶段，而必须继续依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实现经济持续地。　　二、扩张性支出政策的局限性　　根据经济，结合上述，即使在国情下，当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政府的公共支出，利用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利用减税的手段，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复苏。从理论角度分析，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乘数作用大于国家减税的乘数作用，因而，从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效而言，在短期内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是刺激经济的最显著的手段之一，也可以说是最常用的手段。然而，从促进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政策来看，单纯地或长时期地依靠增发国债扩张支出的财政措施，很难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日益扩大的财政风险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这就是说，扩张支出的财政政策是有其局限性的。这是因为：　　1.以短期目标为主的扩张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作用有限。在经济生活中，政府将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支出作为应付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回暖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能是一项特定的短期经济政策，它对社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只起到一种间接的带动作用。虽然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对的投资与消费行为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但是国民经济能否获得有力的、长久的稳定增长，则主要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　　2.举债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国债会造成财政风险和债务危机，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债务风险可以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国债负担率等指标来判断。从世界各国看，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为15～20%，中央财政则为25～30%.我国的实际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不断上升，1998年达到29.7%，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8年更高达71.1%（注：《中国税务报》2001年9月11日），均大幅超过警戒线。国债偿债率这个指标一般应控制在10%，我国1995年按国家财政和中央财政收入分别的偿债率为14.1%和27.1%，1998年则分别为23.8%和48.1%（注：《中国税务报》2001年9月11日），都远高于警戒线几倍以上。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累计金额占GDP的比重，1998年我国为13.5%（注：《中国税务报》2001年9月11日），这比国际标准低得多，似乎我国的债务负担并不重。但由于举债、国情和计算口径都不尽相同，这一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的债务负担。从上述数据可知，我国的财政风险已经是客观存在的。　　3.我国的举债空间有限。这除了受上述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赤字财政，除了1985年有预算结余外，其他年度均有赤字。国家连年发行国债，到现在不仅还本、甚至连支付利息都要靠发行新债来完成。可以说，我国已基本没有了继续举债的空间。　　4.尽管扩张支出的财政政策有较大的乘数作用，但经验表明，财政投资的效益是相对较差的。而且，超额发债、扩大支出还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销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甚至会扭曲社会或民间的投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