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供给不均与中部地区发展(2)
2017-08-12 01:43
导读：三、乡城移民及就业不公问题 当前，乡城移民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引发的竞争和对金钱的追逐
三、乡城移民及就业不公问题 当前，乡城移民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引发的竞争和对金钱的追逐以及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较高的收入预期，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离开家乡加入到民工流的行列之中。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2亿人。在全国的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有4242万人，占35％。从流出地区看，从四川流出的占16.4％，从安徽流出的占10.2％，从湖南流出的占10.2％，从江西流出的占8.7％，从河南流出的占7.2％，从湖北流出的占6.6％，六省市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约2516万人；从流入地区看，城市和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入的主要地区[5]. 进入到城市中的打工者，虽为城市建设和做出了较大贡献，却被排斥在城市边缘，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主要从事脏、累、危险的工种，生产生活条件恶劣，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发，生命安全受到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工作时间过长，一些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农民工支付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相当多的非公有制不按《劳动法》规定与农民工签订
劳动合同，黑中介与一些用人单位合伙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农民工权益即使受到侵犯，也承担不起维权成本，农民工基本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流入地政府很少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成人教育、卫生防疫、安全生产和保障等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甚至被完全排斥在外[6].由于流入地制度安排对农民工的忽视，不仅农民工自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子女也深受其害。 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民工子女，由于教育制度、教育资源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到公立学校就读，而收费低廉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因为各种原因而难以为继，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平。 这种社会不公平在民工流的主要来源地——中部六省地区造成了明显的负面。首先，由于大量成年农民“精英”（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的流失，造成地区人力资源贫乏，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农区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其次，就业不公造成农民工收入偏低。在过去三年中全国进城务工者每年约有1.3亿人，这些人每月收入和必要的
劳动保障较正常状态约低200多元，与此相关的是有25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估计提供这种教育每人每年约需600元）[7].
四、结构调整及改革的成本支付不公 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而造成的下岗职工颇为引人瞩目。在“效率优先”的执政理念下，各级政府并未很好地考虑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及成本分摊机制，由此导致其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被下岗职工所承担，引发诸多社会问题。2002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77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未实现再就业职工约为410万人；其他下岗职工约为200万人；仅此三项之和即为1380万人。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实际使用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数字，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约为7.2％。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的劳动年龄限制和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扣减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中的隐性就业人员，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大概在9％左右。根据国际上的较为流行的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峻型。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城镇真实失业人口已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8].这些下岗工人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技术等原因，再就业困难重重，因而生活十分艰难。他们除了少量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外，大多数很少有其他收入。微薄的保障金仅能满足其最低的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出现生病等意外事件，其生活将极为困难，甚至陷入绝望之中。下岗职工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他们曾经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了青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因而下岗后普遍存在社会失落感，一些人还产生了心理问题。尤其是对社会满意度降低，多数认为社会公平程度较差。行为学认为，心理不平衡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产生极端行为。因此，大量的心理不平衡的下岗职工将对所在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当社会不公超过了人们可以容纳和忍受的最大限度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将可能是灾难性的[9]. 中部地区在“一五”至“五五”时期，曾是我国建设的重要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中任务更加艰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区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多。2003 年中部六省国有经济比例（国有及国有控股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山西61.5％、河南54.4％、安徽60.5％、湖南58.9％、湖北59.2％、江西63.5％，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4.9％）16.6、9.5、15.6、14、14.3、18.6个百分点，这些国有企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本由国家统支的负担如住房、医疗、养老却留给了地方或企业。而东部省份国有企业较少（如浙江、广东两省的国有经济比例分别为19.5％和25.2％），民营外资发达，需支付的改制成本也低。中部各省政府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
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抽、挤资金用于下岗职工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尽管是解决了部分下岗职工的问题），降低了所在地区在其他方面的社会性投资。例如，截至2005年3月，河南省郑州市下岗职工共有84231人，其中有近3万人集中于郑州市中原区。这里曾是郑州市经济最有生机的区域之一，区内的五大国有棉纺织厂奠定了郑州在全国的轻工业地位，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中，企业职工利益受到很大影响。该区所支付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资金达2亿多元，从而影响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影响了相关企业的再生产能力[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