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思考与未来财政政策选(4)
2017-08-13 02:39
导读：（三）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20世纪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政策的侧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新古
（三）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20世纪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政策的侧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一定的事先规定的增长率，而是消除阻碍增长的消极，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竞争和由坚定而实际的原则指导的政府行为会引出增长。”这种增长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后来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逐渐为实践所接受，增长政策不再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的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长政策的上述转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济增长政策常常是两者的结合，当谈到需求管理时，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稳定政策。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和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人推动并为人服务的，国民素质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质无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准无力承受财富。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是我国增长政策长期努力的方向。科教兴国不是空话或套话，应该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四）财政政策的着眼点：储蓄、投资和消费 在经济中政府和私人都没有多少储蓄的时候，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如赤字预算，那么只有向中央银行借款或印刷钞票，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相反，在私人有储蓄的时候，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另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实施赤字预算，可以向私人借款，发行公债，这样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要注意是否有挤出效应。 我国财政政策目前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储蓄问题，如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从数量上看，2001年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7万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10 .8％，增幅比2000年末提高2.9个百分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投资和消费，从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的链条看，消费是生产或经济活动的目的，投资只是中间过程：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占大头，投资所占比重低于消费。目前经济运行在最终结果上看，受阻的环节在于消费，而在原因上看是多年投资形成的结果。目前83％的商品供过于求，17％供求平衡，基本上无商品供不应求，但与国外相比，中国商品种类还很少，商品市场大有空间，这就是调整投资结构问题。 从储蓄结构上看，不到20％的人持有80％的存款，而80％的小额储户持有20％的存款。流通中现钞M02001年6月底余额为1 .4万亿元，除了社会集团持币以外，城乡居民的持币结构为，占25％的城镇人口约持有75％的份额，而75％的农村人口持币份额是25％左右。从地区结构看，东、西、中部地区各集中了50％、30％和20％的现钞。这种畸形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是导致经济疲软的最根本原因。 西斯蒙第的重要成就在于，他不仅指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且危机的根源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个人的消费不足，而个人消费不足是由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引起的。马尔萨斯的有效不足论是凯恩斯的思想来源之一。他也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总额与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越是富人，其收入消费的比例越低，所以从刺激生产的角度说，应该进行财富均等化的改革，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平均财富。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日益缩小的矛盾。如果舍弃制度本质，从市场经济的共性来看，这些理论对我们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消费倾向低，形成货币累积需求；投资除了股票和国债以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又不敢暴露出来，只能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贫穷阶层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没有购买能力。上述原因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这是形成经济疲软的最深层的原因。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立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考虑如何实施。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疲软。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这样，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因此，治理经济疲软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解除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税、财产税、利息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健全
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