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2)
2017-08-15 01:10
导读：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第三次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危机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来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而同时货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多年出现400多亿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货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必然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这样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500亿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000亿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达74%,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即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立即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
